20070509/对越作战——54军老兵最新回忆录(上)

对越作战——54军老兵最新回忆录

东 亮
目 录
(一) 战前准备
(二) 等待出征
(三) 作战第一天
(四) 靠松山
(五) 越南人
(六) 爬山与过江
(七) 烈士?英雄
(八) 在高平的日子
(九) 战场女兵
(十) 伏击、清剿
(十一) 战场点滴
(十二) 排雷
(十三) 从英雄说起
(十四) 贴近死亡
(十五) 干部子弟、城市兵
(十六) 战利品、边民
(十七) 撤军
(十八) 后记 战争留给我什么

http://bwl.top81.cn/war79/story/jishi/dyzz/index.htm
站长:作者所在部队遇袭(烈士?英雄)一节所涉部分情节可参阅《79年对越作战两个典型的营级战例指挥员的差别》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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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作战——54军老兵最新回忆录

东 亮

二十多年前,中国与越南发生了一场战争,史称“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二十多年后,这场战争依然受到人们的关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有认真的总结,有严肃的反思,还有不少胡说八道。我们的同学中有不少人亲身参加了那场战争。我在下面转载的,就是一位这样的同学郝东亮先生写的亲身经历。他当时在一个连队任副指导员,按部队的惯例和“牢骚话”,这是一个先死的职务。文章既没有那些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也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探讨,通篇文章就如同临家大哥在述说一个久远的故事。在他的故事里,中国士兵从战前的紧张甚至害怕,到经过炮火和血的洗礼,迅速转变成战场之精英和为国家利益而战的勇士。在他的故事里,我们还看到了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常常是顷刻之间,和刚才还谈笑风生的战友就是人鬼两重天。东亮的文章在我们的校友录上登出后,立刻引起我们这些曾经的军人和现在的军人的强烈反响。我在此转载,是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为国家利益而战的勇士和为国家利益捐躯的英雄!——校友老洪撰

(一) 战前准备

1979年1月,军界以及政界高层都知道中国将要对越南进行惩罚性打击了。邓小平访美已经圆满结束。我所在的部队已经进入一级战备,准备开赴云南。据说当初的方案,是我们从老挝出境,插入越南中北部,由南向北打,这样可以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便于彻底歼灭越军部署在北部的几个师。为了充分做好作战准备,作训部门、各营以及必要的人员都已经前往云南了解情况去了。

这一年,河南的冬天与往年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常情况下,这是迎接新兵欢送老兵的时间。由于部队已经进入一级战备,因此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形势教育、战前准备以及应急训练。

来部队的第一批新兵转给43军了,说是他们的新兵到部队时间晚,先用我们的。由此我们知道43军将比我们更早去前线。又过了十来天,我们的新兵也到了。

新兵一到,各连开始忙了,主要是新兵的思想教育。因为难得有一当兵就碰上打仗这种事情。那时,连队的板报内容都是有关对越作战的。比如,越南如何号称要当亚洲第一军事强国;越南如何驱赶华侨;越南如何在边境地区打死打伤我边民,等等。对连队的教育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对越南实施惩罚性打击;山地作战特点、水网稻田地作战特点等。

关于对越作战的名称问题,记得开始都是称“中越自卫反击战”,感觉上好象是根据“中印边界反击战”的称呼类推过来的。战后统一定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当时,在全团各连,大家都是积极的,从没有听说谁怕打仗而表现出退缩的意思。从我们部队的情况看,团以上干部都是打过仗的。而且我们部队参加过1950年广西剿匪、1959年西藏平叛、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是个有光荣传统的部队。

由于新兵来时有的家属陪送新兵到部队,因而当时随新兵到部队的有少量亲属。这些人到部队后,也知道了部队将要开赴前线的消息。由于我是做政治工作的,因而当时团里开会通报情况时,也强调要做好新兵亲属的思想工作。但从实际情况看,并没有新兵亲属有不支持工作的情况。那个年代,大家的思想还是正统的,积极上进的。我一个战友,干部子弟,北京兵,是团里画画的。1971年入伍,因为不够上进,那时还当班长。本打算复员回北京了。部队进入战备等级后,他和连长说:“如果真打仗,我去,这没说的。但如果不打仗,我就等着复员了,你也别管我”。可以说,当时的干部子弟比起农村兵来更有勇敢上战场的心态和思想准备,毕竟父母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后来,他班里有个新兵的姐姐送弟弟到部队,得知弟弟就要去打仗,偷偷躱在屋里哭。他也陪着人家掉眼泪。他们连战开会,他就对副班长说“又要给你们说教了,你带队去,我不去了”。可见是敢想敢说敢做,性情中人豪情。他后来在战斗中荣立一等功。现在已经回到北京。

从总体上讲,干部子弟在部队多数是出类拔萃的。思想活跃,军事训练成绩好,为人直爽,敢怒敢言。只是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干部子弟傲气,不好管理。但在平时训练中以及实战中,实践证明这些人不愧于军人的后代。

当然,也有个别人不行。我的一个战友,兄弟俩都在我们一个师,战前都调走了。但当时并不知道部队要去打仗。大家都说他爸爸在军区机关,知道部队要打仗,所以把他们都调走了。

可能许多人都认为,干部子弟只会享福,不愿意上山下乡,所以才到部队。其实,那时部队的生活可能比上山下乡好,但训练是很苦的。我们部队的农村兵,在家里干一天挣的工分,到年底才合二毛钱,就是这样的人,到部队都觉得太苦。可想而知干部子弟在部队不仅要和他们吃一样的苦,甚至比他们还苦。况且这些人都是真心想为国家、为军队做贡献的。因为从小就受着这种为国家为人民效力的正统教育。

战前,师长和副军长在北京学习,接到命令到,要提前结束学习任务回部队。二人一起来我家和我父亲告别。师长谈话间问:“还有什么事没有”?我妈妈知道他可能是问对我有什么要求或安排。我妈说“没什么事”。过了一会他又问“还有什么事没有”?我妈妈说没事。这样的话他重复问了三四遍,直到走时到了楼下门口,又问“还有什么事没有”?我妈妈依然说“没事”。老一辈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这可能也是一般人无法理解军人的一个原因。他们不知道军人意味着什么。

那几天,部队处于一级战备,什么时候走,去哪里,谁都不知道。只是准备、训练,但时刻准备着一声令下,立即开赴战场。

一天,团里召集各连副指导员开会。全团有十几个新兵体检复查不合格,要退兵。其中有我们连一个。

我1970年当兵,每年都要出去教民兵,那是我们的“休假”时间,“教官”可以不用太正规,比在连队舒服多了。可还没有这样的出差。心里总是不摸底。况且,部队已经是一级战备,什么时候出发谁也不知道,也生怕赶不上。

带了新兵,自河南汤阴火车站上了车。车上,我开始作新兵的思想工作。因为怕他不同意,所以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你不错啊,身体不合格,被退回去。别有思想包袱,这很正常的。你家里人也放心了”。“你看,别人有个别的害怕,可能也不敢说,你这样多好,可以不用去打仗了”,我不时的做他的思想工作。“我不想回去”,湖北新兵说。听了这话,我心里知道这是他嘴上说说而已,其实心里还是怕打仗。毕竟不象我们这些军人世家出身的人。那么有准备,那么渴望。我也没有多说,因为我当时已经断定,做好这个新兵的思想工作不是什么难题。

从河南上车,到湖北襄樊,转车去枣阳。一路上,感觉到地方的人们仍和平时一样。普通百姓并不关心军队将要干什么。这个国家将与作恶的小邻居发生一场小小的战争,他们完全不知情,可能也不关心。

到枣阳县武装部,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县武装部的人不愿意接收。因为在当时,新兵被退回去,是武装部工作中的失误。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总被认为是不太好的事。所以死活不收。理由是要他们带新兵做复查后再做决定。而我当时是根本没时间等的。

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新兵普通兵体检标准中没有肝功这一项,所以这个兵体检合格送到部队,你们没有任何责任。部队在复查时,根据他的情况做肝功复查,查出是乙肝,不符合普通兵体格标准,送回来也是符合规定的。你们不用担心。这里面你们没有错,部队也没有错。原因就在于体检标准的设定上。”我这样对他们说。“不行,不论什么原因,我们收了,就是我们的问题”,一个武装部干部说。“我们必须复查,你把兵带走,如果复查结果是乙肝,我们派人去接”,另一个干部打圆场。交接工作很明显不顺利。

可这在我来讲根本不可行。再把新兵带回去,等于我没完成任务。我继续重复着我的道理。无奈他们根本听不进去。

急中生智。我对他们说。“部队现在要打仗,你们都知道。现在部队处于一级战备,什么时候出发,我不知道。总不可能因为一个新兵影响部队行动吧?你们湖北省军区政委原是我们军政委,也是我们家世交。如果你们坚持不接收,我只有打电话到省军区,让省军区来决定这事了”,我很严肃的对武装部的干部说。

这着果然见效。他们说研究研究。这时我心里就觉得有戏了。

半小时后,他们出来对我说“新兵留下可以,但我们要复查,如果情况不符,我们要送回你们部队的。”说话的态度很严肃。我心里暗自好笑,这种情况下还装什么蒜!但我依然很客气。“完全可以,感谢你们对部队行动的支持。”我一面说,一面签好文件。立马转身离开。看来还是上级比下级厉害。武装部是难得看见省军区政委的。他们可能也怕真较真起来,不知会是什么后果。

当天晚上上火车,夜里到了襄樊火车站。由于换乘的车还有近二小时才开。就去襄樊车站外面转转。

夜深了,路边一溜挑担子的,几乎都是卖白菜豆腐汤的。不敢吃,怕不卫生。但感觉倒是挺热乎的。襄樊车站在修,在一个临时候车大房子里,看到一个车站女服务员,挺漂亮,跟金小君象极了。于是努力回忆,金小君有妹妹吗?左想右想还是不想出个头绪。心想就当她是吧。

看着那里的情景,好象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照理说,马上要出发打仗了,这一次还不知能不能安全回来。应该会有些什么感触的。但那时却没有。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想想,可能还是因为我们是军人的后代,加上作为军人,对战争应该是有潜意识的思想准备吧。

第二天,回到部队,还好,全团十几个副指导员出发,分别去山东、湖北、广东,而我是第一个回来的。没几天,部队就出发了。

(二) 等待出征

部队处于一级战备之中,每天就是应急训练。新兵人多,大约占连队人数的百分之三十。由于时间紧,不可能按照平时的训练大纲进行。因而只能以战时需要内容为主进行应急训练。包括:射击、投弹、基本单兵战术、战场常识等。

射击训练完后,我们一帮北京兵和干部子弟,开始训练后的“额外训练”。在山上每隔十来米插一个半身靶,一共六七个靶子,然后肩上半挎AK47冲锋枪,学着电影中二次大战中的德军,边跑边开枪,全是点射。完后一看,靶子上竟然没几发子弹。又有哥们站在距半身靶15米的地方,学着电影中那些游击队长打枪的样子,抬手就是一枪,竟然不中,再抬手一枪,仍然未中。急了,一抬手,啪、啪、啪,连着几枪,过去一看,还是不中。

感触之一:电影中多数是骗人的。一抬手就是一梭子,楼上就掉下人来,其实都是假的。没那么容易。

感触之二:近距离射击要专门训练的,不象想象中那样。

打火箭弹时,由于没有靶子(做靶子要用木柴、油毛毡,连队钱少,一般不做),就指着百米外田坎上的能看得见的东西,比如一块石头或一个洞孔作为目标,让新兵射击。火箭弹打在田坎上,会有一个弹孔,看着很明显。这样,后面的新兵就以前一发火箭弹的弹孔为靶子。不过那时也怪。平时由于火箭弹有迎风偏,正式打靶时很不容易命中。可战前练兵时,以前一发火箭弹在田坎上的弹孔为靶子,竟然能几发打进一个弹孔中。事实证明,在无风的情况下,一百五十米以内,火箭筒还是很准的。这点在越战中得到证明。

1979年2月9日,我们在河南上了火车。野战军长途输送,除了重装备外,连队基本是坐闷罐车。平时对这种拉货的铁皮闷罐车看不上眼,平生也是第一次坐这种车,可这次却真实的感觉它的优点了。

两个排合乘一节车皮,上车后,被子铺开,整个车厢成了一个大大的“卧铺”。每天除了到兵站时下车吃饭、“出贡”,就在车上。有打牌的,有聊天的,有喝酒的。总之,休闲而已。偶尔也集合起来讲讲战场常识。

在向战区开进过程中,实际也是向战争的开进过程中,好象很少有人谈到思想想法,或许是因为多数人根本不愿意去想。因为一想到战争,你就不避免的会想到自己会怎么样?会不会负伤?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负伤?受伤部位在哪?伤重不重?会不会死?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不会有什么答案的。因为战争就有危险,而这种危险是普遍存在的。无论你想不想,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如果你执意去想这种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你就会陷入其中。如果弄不好,最后只会是恐惧,是对军人意志的摧残和毁灭。

聊天中谈到的最多的想法是:如果是轻伤,要表现一下,来个轻伤不下火线。如果是重伤,那就绝对坚持战斗,直至牺牲。因为残废的英雄没有意思。

这可能跟东方文化有关,一讲到将士,就说到宁可战死,不当俘虏。不象欧美国家,当俘虏是很体面的事情。东方不一样,总认为当俘虏是很耻辱的事。所以宁可战死,也不愿意当俘虏。上面说到的思想,可能也是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种想法吧。但即使这种想法,也会改变的。因为人在平时是很难体会到战场上的那种心境的。平时夸夸其谈的想法,到了战场上,隆隆的炮声中,在呼啸飞过的子弹下,许多想法都是在瞬间就发生变化的。

由河南到广西,全程走了四天,主要原因是不影响正常的铁路运输计划。一路上,因为闷罐车窗口少,所以也不可能欣赏沿途美景。况且那时人的思想也很单纯,农村兵更不太可能去有这种情趣。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最现实可行的,大概就是途中每每遇到兵站,赶紧去兵站的供销社去买东西。其实多半是去看供销社的女服务员。战士基本上都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年青小伙子,连以下干部多半没结婚也没有女朋友,有如此心理也不足为奇。不仅是要看,看罢还有评价,一路下来,哪里的兵站的哪个服务员长得好看,哪个服务员长得丑,都有评论,也成为下一段路途中的聊天话题。结果,由河南到广西,四天路程,几千里路,大家公认,广西柳州兵站供销社的一个女服务员是全程见过的最漂亮的。

在柳州兵站,不抽烟的战士也要去买包烟,不买东西的也要去买个信封。目的只有一个:一睹兵站小MM的芳容。可怜我们的战士啊,成天见不到MM,快憋坏了。记得到达广西边境后,要求不带东西出境。检查时,发现许多战士身上都揣着一张明星的歌片。按照现在人的说法,那应该是他心中的偶像了。一个战士,年纪轻轻,未经人事,高兴之中来到部队,本想当几年兵回家找个工作,可现在马上就要开赴战场,那种似乎只在电影或小说中看到场景,已经面临到自己身上。在这种时候,他除了想家人,还会有什么?

经过数天开进,我们终于到达广西宁明。

下了火车,立即就上汽车,有个汽车团随我团开进,我们到站后他们也很快到站了。上了汽车团的卡车,开始向临时驻地开进。

开进中,路上不止是我们的卡车,还有向前线集结的坦克、炮车以及友邻部队或配属部队的车辆,坦克与汽车分道开进,整个公路上尘土飞扬,由于没有风,尘土扬起几十米高,久久不散,开进时后车基本看不清前车,军车一辆接一辆,绵绵数公里,那种场面真是壮观极了。也只有军队才能营造出这种宏伟壮观的场面。

因为广西地区的土壤多为红土。所以汽车过后的扬尘都是红色的,公路沿途两侧近百米的树、房屋都成了红色的。中途休息时,我们下车相互间一看,个个都是一身红土,帽子、口罩、军装全成了红色,只留下一双眼睛还算是黑的,就连眉毛都成了红色的,看似一个个“红人”。

我们的临时驻地,是在距边境仅十多公里的地方。

2月份的天气,如果在北方,依然是寒风凛冽,或许还有雪。而在广西,虽然早晚有点凉,但中午穿衬衣都觉得热。

忘记什么时候从团后勤仓库翻出一件军绿色的衬衣(平时发的都是白色或浅黄色的),就一起收藏着。这阵正好拿出来穿上。手枪套上的背带也不要了,直接穿在腰带上,挂上子弹盒,腰带松一点,斜挎腰间。这在全团以至全师,都是独一份。现在想想,头戴军帽、身着军绿色衬衣,袖口挽起,腰间棕红色的腰带斜挎着,手枪、子弹盒,显得很抢眼,脚下一双高腰解放鞋。应该是比较“酷”啊。

白天没事,拿空炮弹箱作劈柴烧火做饭,听美国之音关于中越可能发生战争的报道。

此时的心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等待出征!

(三) 作战第一天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正式打响了。当天凌晨,广西、云南全线开始攻击。我们当时在宁明县境内距边境十来公里的地方。当时我们的任务是给打谅山的部队当预备队的。当天我们基层连队的消息多半来自于上级的战况通报,再就是听听美国之音。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军队在第一天的进攻中,损失了68辆坦克。当日下午,我们接到紧急命令,由我们师接替某师,由另一个方向出境。我们立即登车,所有人员均只带枪支、弹药以及挎包、水壶、防毒面具。完全是轻装上阵。

部队登车后,团长、政委站在道路边向我们开进的部队敬礼、挥手致敬,我们敬礼,开车。当时许多人都有一种很神圣和很认真的感觉。我心里意识到,这是真的要上前线了,不再是说着玩的了,也不是小时候“骑马打仗”了。心情也由此变得慎重起来。

由于某个方向的部队出境后对敌情估计不足,加之该部队长期担负生产任务,在当日进攻中遇挫,故广西前指临时调我们师前往接替。我们的任务地区是在一百公里以外的另一个方向。

汽车沿着边境公路快速开进,途中不时遇到从战场向回开的挂着红十字旗的卡车,透过车厢后不时掀起的篷布,我们知道上面拉的是伤员。大家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了,不是害怕,不是胆怯,只是感觉战争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看着红十字旗上的红字,不知道那是红药水画的还是用烈士的鲜血描的,但总让人感觉那一面面红十字旗就是鲜血染成的。

路上已经可以看到被击中的坦克,大家默默的数着,到我们出境接触越军的地方,一共38辆。想想美国之音广播中播报的68辆,整个对越作战线上,广西、云南有十多个方向,而仅我们一个方向,就有38辆坦克被击中。可想而知我们这个方向战斗的残酷。战后回国在南京,我跟陈燕光去军区总院看他爸爸,文革前他爸爸是中国驻越南武官。当时陈伯伯问我在哪个方向,我说在高平。他说:“那个地区地形很复杂,很不好打啊”。

接近天黑时,车辆都停止了,可能是前方路况有问题,或者是敌情,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坐在车上等待。一条公路,绵绵数公里都被军车挤得满满的,并排两三辆车,如同北京二十一世纪大堵车时的情形。看着当时拥堵的公路和公路上的汽车和部队,我当时想,幸亏没有空军参战,要不所有在公路上的部队都要成为飞机的活靶子了。可能是因为毕竟还没有真正上到战场,也可能是部队还没有认真意识到敌情的危险,亦或是根本没把越军放在眼里,在这期间,部队没有下车,没有混乱,都在有秩序的等待前进的命令。

经过大半夜上百公里的机械化行军,我们到达另一方向的边境地段。简单接受任务后,我们开始出境了。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们在黑暗中前进,不时见到公路上躺着的负伤的坦克兵,有的脚都被火烧焦了。他们低声的在喊“老大哥,救救我们。”我们因为有任务,不可能停下来救治他们,但我们也知道后面有专门的抢救队来救他们。我们安慰道:“别着急,马上就有人来运你们回去。放心好了。”

不一会,三排长带来一个战士,说是友邻部队的。我一看,一个小个子战士,很瘦小,是个南方人。黑夜中看不出表情,但能明显的感觉到,他遇到我们后心里感觉安全了。我问“你是哪个部队的?”他说是XXX团的。我问“你是什么兵?”他说“通讯员。”我问他连队呢?他回答说“敌人反冲击,连队被打散了。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我说“你现在沿公路向回走,8公里处是国境线,你们部队在那集合。”(后来得知,该部队凌晨总攻时,坐车出境,越军躱到山里了。他们占领越南边境县城后,越军在黑夜反冲击,他们情况不明,被打散了。我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儿子当时正在那个团当连长。战后在南京学习时我们是同一期的学员,他并不承认他们的失误,反而认为是我们捡了便宜)

与此同时,七连连长在前进过程中,突然感觉身后有个人说话口音不对。因为每个部队近年来接的什么地方的兵,讲什么地方方言,大家都是知道的。而这时七连连长明显感觉到身后的人说话口音不对,不是我们部队接的兵。他是侦察兵出身,回身一记勾拳,把那人打翻在地,几个战士上前按住那人。但那人被打倒后连忙叫“别打别打,我是XXX(某团代号)的。”结果一看,和我遇到的那个战士都是一个团的。那晚,我们遇上了许多这个团的战士(当我们在越南作战半个多月后又回到这个地区,遇到这个部队的战士,他们一直在边境上执行清剿任务,仍在战斗)。

天快亮了,营长临时交待任务,前方有越军据点,其火力正好控制公路,我们要坐车冲过去,与某师会合。命令如此简短。

当时我们连分坐四辆卡车,四个连队干部一人带一辆。我在三排的车上。我叫机枪手把机枪架在车项。由于车顶硬,又没有专门的装置,机枪脚架根本不能固定。我就叫机枪手蹲着,手握机枪脚架帮助固定,而我则成为了机枪手。

这时天已经亮了,我们的车开足马力在一条土公路上向前冲着。

走不多远,前方有一大坑,副连长带的车刚越过坑就熄火了。他们正处在敌人火力之下,越南人躱在山洞里向我们射击。我们听到啪、啪的枪声,能感觉到子弹穿过卡车篷布的声音。

当时的公路两侧都是山,距离公路约几百米。越军在我们右前方山脚下的洞里向我们射击。他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而我们却无法准确看清越军的位置。当时机枪兵告诉我说,右前方山脚下一个洞中有越军向我们射击。我对准那个山洞开始射击。说是瞄准,但实际由于车辆行驶时的震动,瞄准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对准那个方向开枪射击。当时不光我在射击,靠近右侧的战士也在射击。我们的车,副连长带的车,连长带的车、指导员带的车,所有当时经过那里的车,都成了行进中的发射点。密集的子弹象雨点一样飞向山脚下,只见右前方山脚下一片尘土飞扬,越军暂时被压制住了。我们就这样开着枪冲过这段越军封锁区,到达指定位置。

我们受领任务的地点,仍然是刚才那条土公路,只是从刚才的位置向前进了一公里多。

这时,我们全部下车,分散占领公路及两侧的有利地形。我们后方三十米,是两个130火箭炮连,前方约七八十米是两个85加农炮连,还有一个14.5高射机枪连。

当时的地形是,公路前方有一座孤山,屹立在公路当中,公路由山旁绕行而过。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山多半是这种“馒头”山,没有坡度,平地而起。

当时,对面“孤山”为越军一个据点,居高临下封锁公路。越过“孤山”沿公路前行几公里便是越南一个靠近中越边境的小县城。友邻部队约一百多伤员被困在县城中。当时的形势是,“孤山”据点里的敌人用轻武器封锁公路,离县城不远的高山上的越军企图向县城攻击。而我们要接替友邻部队任务,并尽快打通这条公路,把县城里友邻部队的伤员救出来。

此时,接到命令,我们连立即占领左侧小山包,担任左翼警戒。我们看到我军的三辆坦克带十多辆卡车开始前进,准备绕过孤山进县城拉友邻部队的伤员。

我们在数百米外,看着第一辆坦克开着开着,突然一声响,坦克开始冒烟,是被越军火箭弹击中了。坦克中弹后,炮塔立即转向后方,坦克兵开始爬出来,趴在地上慢慢的向回爬。

紧接着,第二辆坦克继续前进,没几分钟,又被击中了,并开始着火。接着是第三辆坦克被击中。

当即,我们以一个152加榴炮营和两个130火箭炮连,压制对面远处山上的越军,迫使其不能下山攻击县城;其次,以两个85炮连射击孤山据点。在85炮连装炮弹时,由14.5高机连封锁孤山越军射击孔,掩护85炮连装炮弹。因为在此约千米的距离上,14.5高机打越南人一打一个准。而越军轻武器却伤不到我军。而85炮装好炮弹后,高射机枪停止射击,85炮开始射击。如此交替,这可是当时想出来的办法,平时训练是想不到这些的。但这种方法却有效的压制了越军,使得越军根本无法还击。当时我们看到,对面孤山上,高射机枪子弹打在石头上面,发出阵阵火光,由于子弹密集,山上火光闪闪,跟过年放鞭炮的闪光一样,遍地开花。我们听着130火箭炮发射时“嗖嗖”的气流声,清楚的看着火箭弹从我们侧方上空十多米的地方呼啸而过,一群群黑点飞向对面远处山上。当时的感觉就是:壮观,过瘾,厉害!

整个炮战持续了近一小时。直到对面孤山上被轰塌了一大块。越军才算停止了射击。我们的车辆开始进县城拉伤员。

这是进越南的第一次战斗,虽然主要是炮兵在打,但我们已经经历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

当晚,我们连在公路左翼山上担任防御。由于地势高,我们可以看见右后方从国境线开来的汽车,一直沿伸至我们的左前方,整个近十公里的公路全在我们视线内。

夜晚,公路上车辆一辆挨着一辆,都只开小灯,车辆前进缓慢。不时,远处越军打来几发炮弹,就在爆炸声响起的瞬间,公路上的车灯全灭,整个黑夜没有一点亮光。没两分钟,我军的炮火开始还击,至少上百发炮弹呼啸而去。在远处猛烈的爆炸声过后,一切安静了。不一会,整个公路上的车灯齐刷刷亮起来,车辆继续前进。不一会,越军不知从哪里又打来几发炮弹,如前,车灯刷的一下全灭了。紧接着又是我军数百发炮弹的还击。越军又被打得不知躱到哪里去了。安静之后,车辆再次开始亮灯继续前进。第二天,听拉东西的后勤战士说,一晚上好象只走了十几公里。

第一夜就这样过去了。这是第一次在越南境内过夜,也是在战斗中过得第一夜。听着炮声、枪声,看着公路上闪亮的车灯,有时很难把这与和平时期的夜晚联系起来。

后来几天听说,我们团训练队一个叫陈洪武的排长在第一天就牺牲了,当时我在训练队时,我们一起当射击教员。当天,就在我们越过弹坑的那个地方,越军向他们射击时,他在车上用冲锋枪还击,被一颗子弹击中,当场牺牲了。另外,团汽车排长也在第一天受伤。当时前面一辆车在倒车,不小心压上地雷,而他在后一辆车上,因相距很近,因此受伤。

作战第一天,我们攻占了越南这个边境小县城,救出了友邻部队的伤员,打通了通往越南高平省会的道路,完成了我们当天的任务。

(四) 靠松山

第二天,我们已经完全、真实的占领了越南边境小县——复和县城。

傍晚,我们接到命令,准备出发。临出发前,我问教导员:去哪里?当时教导员拿出一张地图,简单的指了一下,到这座山后面去——靠松山。那可是一比五万的地图啊,平时训练都很少用的。由于我们部队原在河南,到广西后配发的一比二点五比例的地图(主要是越南境内的)不够用,只好用一比五的。而且一个连都不能分到一张。而按照图上的距离,那晚应该有几十公里路要走的。

天黑后,我们开始出发。

部队经过一段公路后,开始进山在林中小路行走。大约夜里十二点时,前面部队停下来了,我当时也没在意,心想可能是前面路窄走得慢。所以也停下来了。约二十分钟后,三排长急急忙心跑来报告:前面掉队了!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问:谁掉的?三排长说:是配置的机枪班掉了。我心想,配置的单位,也不好说什么,掉了就掉了吧。

这是进入越南后第一次感觉到一丝恐惧、担心。我们没有指北针,没有地图,身处密林之中,不知东南西北方位,不知我们所处位置,不知越军布置,一句话: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带着一个加强排,在茫茫黑夜里,往哪走呢?走不好,走进越南人的伏击圈,即使战士再英勇,拼个你死我活,也不算完成任务啊。

无奈之下,我决定必须尽快与部队取得联系。我让三排长带路继续沿小路前进。

走了一会,来到一条柏油公路前,我们走的小路是越过公路直奔对面山里面去了,而柏油公路自右向左行。我们应该往哪走呢?如果按照教导员开始讲的方位,我们应该继续走小路直行进山,不过那可是差不多相当于翻一座南京紫金山了。这时真有一种无助的感觉,因为没有人来帮我。一个加强排要靠我来拿主意,要靠我带领他们找到部队,参加作战。

情况也不容我多想,我命令三排长,派一个副班长,带一个战士,沿柏油公路急行,检查一下公路上有没有压缩饼干纸之类的东西。因为我军长期生活在和平年代,这些小节不太注意。只要能找到大部队行军的痕迹,就能明确部队行进方向。

与此同时,前面连长看后面掉队了,就派了一个班长留下来接应。而这个班长因为害怕被越南人发现,就躱在路边沟里。他看到我派的一个副班长过去,但因为是黑夜,无法辩论是越南人还是我军,所以他没敢吭声。结果直到我派出去的副班长跑步快,追上了连队,才算是解决问题。找到连长后,副班长跑回向我报告,由此我们又与连队会合了。我到达到,气得我一脚踢在这班长的屁股上,把他好一顿臭骂。

在部队多年,经常夜晚一人走夜路。并不害怕。但军队最忌讳的是情况不明,敌情不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可能作出正确决定。在实际作战中更是如此。

经过一夜行军,我们到达了靠松山附近。这时,团里派我们连插到靠松山一个位置,担任防御任务。其实天知道在这样的地形上,到底是防御谁?因为越军都化整为零了。应该是我们进攻的。

在靠松山中一条公路转弯处,我们连与41军的部队接上了头。由于周围大部分的部队都是41军的,我所在的162师就我们连插入其中,自然就以他们为主导。根据他们的安排行动。当时,我们连把守的地段上正好有一个公路拐弯处,源源不断的军车从此驶过。越南人不断的从公路两侧的密林中向公路上的汽车打冷枪。下午时,一辆卡车正好开到我们眼前的转弯处,越南人一枪打来,卡车一下子翻到小桥下。周围的部队立即组织火力向山上还击,靠近卡车的人都跑去救人。好在司机是被枪声吓了一跳,没把握好方向盘,才导致卡车翻到桥下,人没有受伤。

正是在这条公路上,我军某坦克团,在2月17日总攻开始后奉命沿公路进攻东溪。由于全程都是山路,而且该段公路全是土路,一边是山崖,一边是深沟,路窄弯急。坦克兵全然不顾,一路快速前进。到达东溪时,全团完好无损的坦克只有几辆,其余的坦克都有损伤,轻的是轮子上的叶子板都撞歪或撞掉了,重的是翻到沟里,或者是机械故障停在半路。为了保证进攻的突然性,坦克团不顾一切的向前推进。有坦克陷在坑里时,后续坦克直接从这辆坦克上开过去。有坦克发生机械故障,就用后面坦克将前面坦克推开,保证进攻的不间断。搭乘坦克的随伴步兵的伤亡也不小。由于车速快,怕搭乘坦克时掉下来,有的战士就用绳子把自己拴在车外把手上。途中遇到越南人阻击,有的战士受伤或牺牲了,有的被路边的树木碰伤了,有的在坦克翻到沟下时受伤或牺牲了。结果,这个坦克团从总攻开始,三个小时就打到了东溪。当我军坦克出现在东溪街头时,东溪的越南人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坦克,还对着坦克挥手呢。因为他们作梦也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这么快就打到东溪。在敌人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坦克兵、步兵对准越军就开火,打得越军抱头鼠窜,坦克团很快占领了东溪,打通了通往高平的另一条通道。因为这一仗,这个坦克团光荣立功。

由于越军时常攻击公路上的汽车和部队,我们要担负公路上的警戒,保证通道畅通。入夜后,友邻部队通知我们:夜晚任何人都不行动,原地警戒,发现有人运动就开枪射击。因为运动的不可能是自己人。那一夜,晚上不时有零星枪声,自天黑开始到天亮,就没有停过。

这一晚,我们已经明显的感觉到部队在战斗中成熟起来了。战士们听到枪声已经不象开始那样敏感和紧张,遇到敌情时也显得从容多了。在这种血的考验和磨炼中,人就是比和平时期要成长的快得多。

入夜后,我和本连上士(炊事班负责采买之人)靠在一棵树下休息。突然,啪啪几枪打过来,子弹呼啸而过,有一枪就打在我们靠的那棵树上。我赶紧爬起来,看看上士,在月光下,他的脸显得苍白,人一动不动。我以为他中弹了。我推推他“怎么样?”他说没事。我这才放心。

这是进入越南后第一次子弹离我这么近。

这一晚,没有大事。

第二天,在阵地周围四下转转,看到友邻部队在烧路边的房子、杀猪、抓鸡,心想,这个部队怎么这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了?其实他们就比我们早一个白天进入越南。后来才感觉到,当你遇到同样的遭遇或情况后,反映都会是一样的。

(五) 越南人

这是进入越南的第三天,我们离开靠松山,继续向越南的高平前进。

中午时分,我与营里副教导员尾随连队前进,距离连队约数百米。当时他带着一个通讯员,我带一个卫生员。我们四人在一起走。

走着走着,途中遇一老头。通讯员持枪警戒,副教导员开始对老头搜身。结果搜出一个卡片,挺花哨的。判断是身份证之类的。副教导员觉得挺好看,就插入自己口袋。而那老头立即跪地苦苦哀求。副教导员理也不理,就向前走了。老头转过身又给我磕头哀求。我当时看着这越南老头的样子实在是心软了,就跑去找副教导员把那卡片拿过来还给了老头。老头跪在地上不停的给我磕头。看着老头的样子,我当时只想,无论什么战争,真正的老百姓都是可怜的。如果他年轻,或许会是越军和我们战斗。而他是个老头,做什么都已经是力不从心了。无论是对谁,他都只有被动的接受。如果他稍有反抗,或许被我军击毙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就是战争。

走不远,遇到两个越南女人。模样一般,大约二三十岁。头戴斗笠,身着短衣长裙,典型的越南打扮。和过去电影中看到的越南人装束完全一样。手拿一捆青菜。见到我们还挥手致意,我们也乐呵呵的回手致意。我们当时也分不清她们是华侨还是越南当地人。不过有一点,我们是和平之师,正义之师,对方不反抗,不以我们为敌,我们当然也不会以武力处之。当时忽然产生一个想法:战区居然也有这景象,真是让人看不出已经是战争期间。

这也是我们进入越南后第一次这么近遇到越南普通百姓。

然而,再向高平挺进,情况又有所不同了。

在越南,我们通常不对无武器的百姓开枪。但越军以及特工队利用我们这些和平时期成长的战士的这一特点,利用我们战士和平、友好的心态,他们身着便装,呆在住家门口或公路边。当我们的战士看到他们时,以为是普通百姓,因而并不在意。而他们也是眯着眼,默默的看着我们部队从眼前经过。然而当我们部队走过时,他们会突然从屋里或草堆中拿出冲锋枪向我们的战士射击。导致部队在进入越南初其有不少战士因此受伤。有一点,这些人并不是越南老百姓,而是越军或特工队。

越南人也有例外。我们搜山时,抓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这小女孩不仅会说越南的“普通话”,也会说边境地区的地方话。而我们的翻译,多是战前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华侨,他们会说越南的“普通话”,却听不懂边境地区的地方话。而那个小女孩,自愿给我们当翻译。通过她,加上翻译,我们就可以了解当地情况。

那个女孩很瘦小,也挺清秀,性格开朗,人很单纯。营部的人都很喜欢她。她也很听话。我们在那个地区执行清剿任务时,她一起跟着我们。当我们离开那个地区时,大家给了她一些罐头、压缩饼干,把在高平地区搜缴的越南钱给了她许多。但不知战争结束后她会怎么样,越南人是否会因为她为我们做事而为难她。不过可能没有越南人知道她跟着我们为我们做事。

由于广西人和越南人长相有些近似,我们一时也难以分辨。后来掌握一条不太准的规律。凡是比广西人瘦、比广西人黄、比广西人矮的人,只要在越南境内,多半是越南人。这种区别,可能是由于地理、气候、经济条件以及人种因素所决定的。

总的看,越南北方的人长相都差不多,英俊之类的赞美词在这里好象不太用得上。由于越南经历多年战争,越军的女性比较多。我们抓到的俘虏中女性很多。这些俘虏被俘虏后都要送到师后勤去,由师里统一送回国内看押。结果,师医院的姑娘们总说我们:抓这么多俘虏,怎么没有漂亮的?

越军由于受当局的欺骗性宣传,对我军的俘虏政策不了解,有时也会有些“壮举”。记得有一次,围剿小股越军,当他们看到已经无法突围时,有三个越军,抱在一起用手榴弹爆炸来自尽了。当然,这样的情况很少,多数越南人在战斗中看到抵抗无望,跑不了的,都投降了。

有一次在搜山过程中,遇到一个农民在水稻田中拉牛犁地。战士把他抓来,通过翻译一问,他是三代华侨。我们的战士一听他是华侨,态度立刻好起来了,总想和他交流一下。可他不懂中国话,但会写繁体中文。我们写“这里有越南军队没有?”他写道“人老不论我不知。”又写“刚才被打伤的那人是什么人,跑到哪去了?”(抓他之前我打伤了一个在百米外换衣服的人,地上有血,但人跑了,很显然是受伤了)。他又写道“人老不论我不知”。也不知他是只会这几个字还是真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说。

我们马上报告营里,抓了个华侨。营里特高兴,让立即送去。我们马上派一个班送他到营部。谁知这小子一到营部,态度很横,“要杀要剐随便”(大意是这样)。气得营里的战士揍了他一顿,放他走了。

相比而言,我们对待越南俘虏经比越南人对我们的被俘虏人员好多了。我们对俘虏的越军人员,都是有伤治伤,好吃好喝,完全按照政策执行。而越南人抓到我们的人,会使用各种方式侮辱、摧残。我们在战斗中遇到一件事:一个友邻炮兵的侦察班被越军俘虏后,全部用绳子捆绑起来,用棍子活活打死。据说某师医院被越军特工队袭击后,抓到女兵,带到河内,把她们头戴无沿帽,全身赤裸,脖子上挂着“中国侵略军”的牌子,五花大绑在河内游街。

越南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在那个年代更低。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可能主要在房子上。城市的房子如同我们平常见到的砖房。农村的房子多半是木楼。这种木楼上下两层。一层是牲畜用,牛、羊、鸡、鸭都在底下一层,土地很湿,遍布牲畜粪便。人通过外楼梯上二层,吃住都在二层。二层四面通风。从楼板缝可以看到下面的牲畜。通过四面半截围栏可以看到外面。这是属于“人畜同居”的居住方式。越南农民家中没有什么家具,就是毯子、毛衣、毛巾被。粮食都是未磨的谷子,藏在山洞里,据说这样好保存,不易变霉。因为越南太潮湿了。越南人少,农民居住的很分散,经常是一家与另一家相隔很远。可能因为在山区才这样。

越南人生活很简单,不象中国北方御寒东西和设备多。那里就是木楼、空空如也。但越南人的手表、手饰、摩托车、缝纫机挺多的。给我们的感觉还是简陋。

可就是这样一个穷国,越南当局还要把他们的百姓逼到战争的路上,硬要让他们打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

(六) 爬山与过江

我们所在作战地区属越南高平省,这是越南北部地形最复杂的地区。属山地,且山陡林密。道路稀少,沟壑纵横。山也和广西的山差不多,平地里陡陡的起一座山,我们都管这种山叫“馒头”山。但也有大一点的山脉,山连着山,同样是山高林密。

快到越南高平前,师里通知,所有弹药全部发下去。各连组织一个排专门背弹药。我是副指导员,自然是这差事。而正是这差事,使我避免了一次可能的危险。

由于弹药重,所以全师三个步兵团都组织人在背弹药,结果我们这支背弹药的部队,比各自所在团的大部队走得慢,离在部队相隔约一两公里的距离。

那一天,从早上开始到晚上天黑,整整爬了一天的山,一共翻了四个山头,可结果在地图上一量,我们走了一天的路,图上直线距离仅两公里。

在翻山过程中,三个团的人员混在一起,完全没有建制,不过都是这帮背弹药的。谁有劲谁就走在前面,走累了就靠在路边休息。后面的人超过他,继续前进。一会这人又超过那人。

累归累,没时间做饭,都是吃压缩饼干,吃罐头。天热,一身汗,红绕肉罐头是没人吃的,都给抬担架的民工了。我们只吃青豆、菠萝、白菜的罐头。还有压缩饼干。其实压缩饼干只是相当于四两或半斤饭的营养,并不是相当于半斤饭,并不是象小时听说的那样,吃的时候不觉得,吃完后一喝水就会胀得要命。不过武汉军区的压缩饼干太干,不象广州军区生产的压缩饼干里面好象有可可、有奶油味,所以感觉广州军区的好吃些。

一路上,大家聊天,吹牛,开玩笑。也不寂寞,也不觉得累。偶尔会有人高歌一曲,看情景完全不象在作战区域。

没打过仗时,总以为作战全过程中都很紧张,好象随时都会有敌人,随时都要投入战斗。其实不然。在整个作战区域内,当有敌情时,也就是那一阵。敌人也有布防的,所以并不是说在整个作战区域都有敌人。所以,在没有敌情的时候,或者在敌人未布防的区域,部队并不是随时处于紧急状态的。

入夜,我们在另一个团的阵地上睡了一觉,也就是这一觉,使我们与大部队的距离拉大到了几公里。也正是这一觉,使我们避免了一场被动的遭敌伏击。

第二天,继续行军。

中午,我们在公路边做饭。说是做饭,其实就是拿装压缩饼干的饼干筒,放上从越南缴获的“上海大米”,加上水,去村中菜地拔几把蒜苗放进去,没有盐味。半干的稀饭。野外做的,累的时候吃,也挺香的。

正在做饭时,我看到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中国援助越南的,小26的彩车,那时国内只有黑绿两种颜色)过来,我一看,是我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儿子,在我们师另一团当连长。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带路,今天我们连是尖兵连。”我们相互问候一下就过去了。

下午五点多,我们到达高平城郊。这时有个战士来叫我,我一看,这个战士我并不认识,正诧异间,他说“首长,我们连长叫你。”我一看,中午看到的那个连长趴在一个担架上,正冲我招手。原来他负伤了。

我赶紧过去看,他是被一颗子弹从背上平穿过去,帽子被打了一个洞。原来,他们向高平开进途中路过一个山涧时,由于有越军阻击,他命令机枪兵架枪掩护。由于机枪兵趴的太高了,他过去让机枪兵趴低一点,他看机枪兵没反应,就上去按那个机枪兵。就在这时,越军连续射击,一枪把他的帽子打了一个洞,另一枪从他背上平穿过去(此人后来在成都,后又到某分区当副司令)。

我给了他一些压缩饼干和罐头。看着他被抬上卡车送往国内医院(后据他说,当时问他上哪?有广州,有成都。他说广州没去过,这样就上广州治伤去了)。

晚上,我们接到命令,部队要过江(我们团死了十二个干部,有八个是这一晚过江时死的)。

这是高平城外的一条江,江宽约六七十米,水深不一,浅的地方只及大腿。但水流比较急。越南人时不时向我们射击。七连连长派一个班长(郑州兵)先带着绳子游泳过江,拴好绳子后,部队拉着绳子过江。

当晚团部过江时,越南人一打枪,有几个干部心一慌,脚下一滑,被水冲走,由于不会游泳,牺牲了。

过江后,跟着部队上一座山。那山差不多和紫金山一样,挺大挺高的。由于不知敌情,只是听说守备高平的越军一个师已经上山了。

那晚很黑,上山途中,有人短时间打开手电筒照路。马上边上有人轻声抱怨道“关了,不想活了”!打电筒的答到“怕什么,谁知越军在哪?”开始想着确实担心,因为这样是极不符合军事要求的,越军可以轻而易举的知道我们的位置并向我们射击。但后来看到没什么事,也就不再担心了。

当我们爬到山顶后,竟发现我们七连一个战士,带着伤一个人爬到这座山上的最高山峰上。在我们上去之前,那里根本没有我们的部队。也不知他怎么想起就爬到那么高的山顶上,还是个伤员。我们赶快把他送到七连去,由七连把他送到团里卫生队。

当晚趣事:我们团当晚全部过江后,团长命令报道组一个战士去一营。他进入越南后一起负责报道、照相、联络等工作。他是我76年接的郑州兵。他接到命令后就去找一营。走着走着,就听前面一声喝“口令”!他一急,忘记当晚口令了。只听前面“哗啦”一声,子弹上膛了。他一急,高喊“别开枪,大胡拉煤勒!”这时就听前面有人命令“别开枪,是我们的人。”

注:我团驻在河南时,营房门前有一条公路,那条路通河南鹤壁煤矿。每天路上都有老乡牵着小毛驴,拉着架子车去鹤壁煤矿拉煤的,他们见面总问“抓嘞?”(作啥类的连音),那边答“大胡拉煤嘞!”鹤壁市的前身是大胡村,因建设了一座水采矿而改为鹤壁市。但当地老乡仍叫鹤壁为大胡。由于我们团的战士经常听到这句话,也喜欢学说这句河南话。所以凡是知道这句河南话的,必是我团之人。也正因为这句河南话,使他免受误伤。

(七) 烈士?英雄

进入越南大约第四天,我们到达了高平。到达高平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我在公路边先是遇到父亲老战友的儿子,那个负伤的连长。把他送走后,不一会就遇到一排长带着一班来了。一排长见到我就哭,说“连长牺牲了,连队被打散了,其他情况不清楚。”我当时问他是怎么回事。因为以我的常识,要把一个连打散,对方最起码应该是一个加强连以上的兵力。他只说是连队遭到越军伏击。连长当场受伤,不知死活。

天快黑时,我见到团政委,只说是我们营当天在四五个地方与越军遭遇,损失比较大。同时命令我们抓紧收拢人员,第二天去清理战场。

当时,一营连夜就下山了。只见山下火光冲天,我那时已经能体会到那种愤怒的感觉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下山去寻找战友、清理战场。

在高平附近一个小地方(考虑到多种原因,地名不说了),那是越军一个导弹仓库附近,一营的已经把战友们的遗体集中在一起了,在该处一共集中了58具遗体。其他地方还有。

高平地处山区,是越南地形最复杂的一个地区,也是整个对越作战地形最复杂的。越南南方基本是平原,而越南北部是山区,越是靠近中越边境,地形越复杂,尤以高平为最。

越军在高平地区,原有一个师的兵力,还有特工队及民兵。我军开始进攻后,越军除了在部分地区集中抵抗外,一些部队、民兵都划整为零了,因而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由于高平地区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地形复杂,特别适合山地游击战,因而越军也企图依托复杂地形与我军对抗。

前面讲的58具遗体,是我们营长带队被伏击后牺牲的部分战友。

根据幸存者介绍,情况是这样的:

当天,我们营随全团进入高平地区后,以连为单位开始寻找越军作战。当时,七、八、九连各向一个地区前进,营长带着九连一个排、机枪连和炮连未配属下去的各一个排,从山上下来,向高平市区进发。山下有一条柏油公路直通高平市区,但也可以走水稻田间小路。当时团特务连的侦察兵跟着营长,侦察兵建议:营长,走小路吧,走大路老远就会被越南人发现。营长觉得侦察兵建议不错,就命令走田间小路。

当时,部队进入越南已经好几天了,虽有过战斗,但都规模不大,且我军处于绝对的强势,因而在战士中也产生了轻敌和麻痹思想。部队下山时,行军建制有些乱,加上路线是选择在水稻田中沿田埂走。因此,有的机枪枪身和枪架不在一起,炮管和炮弹不在一起。有些战士一边肩膀是枪,一边肩膀是甘蔗,放松了警惕。

哪知,营长带的这队人误走进了越军一个导弹仓库防御阵地。该仓库放的都是“冰雹式火箭弹”,营长他们不知不觉中进入了越军这个仓库的防御阵地。

营长当时手下有三个步兵班:一个班担任尖兵已经走出这个仓库的防御阵地,一个班担任后卫但被九连司务长留下保护他们做饭了,因而此时此刻营长身边实际上仅有一个步兵班。

就在部队走到在距越军阵地几十米时,越军突然开火了。我的战友瞬间就倒下一片。

在敌人射击的瞬间,九连连长被击中,嘴里刚说“营长,我负伤了”。话刚完,就被后来的子弹击中牺牲了。

当时,部队一下被压制在水稻田里。根本无法还击。田埂很低,在平时训练时是根本不起眼的遮蔽物,但在那时也是自我保护的唯一遮蔽物了。

敌人猖獗的叫喊着,射击着,你抬头还击,几挺重机枪向你射击;你不动,敌人用手榴弹扔你,用60炮轰你。可怜我们的战友,在毫无防备的情况,遭敌人伏击。

当时,担任尖兵的那个班,有个战士其实已经发现有越南人并架好了机枪。但枪响后,被九连副连长调走了。这是唯一的机会,也是全歼敌人转危为安立功的唯一机会。但这一切都不存在了,由于这个副连长而丧失了(这个副连长战后被记大过,处理复员)。正是由于这个副连长的错误,营长带的人在瞬间伤亡一百零八人。

枪响时,看着周围的战士倒下一片,营长命令一个战士,冲过前面一片开阔地,去找尖兵班回来。这个战士刚跑出去十多米,就倒下了。营长命令第二个战士出发,十多米外,第二个战士又倒下了。紧接是第三个、第四个战士都相聚倒在敌人的弹雨下。营长这时命令一个广东兵继续设法冲出去。广东兵说“如果能冲出去,我肯定去,但现在是根本冲不出去。”营长考虑了一下,觉得这个战士说的没错,也就没让这个战士再冲。也因此,这个战士活着回来了。许多情况也是他告诉我的。

当我们清理战场时,看着这些战士。牺牲的很壮烈,也很惨。机枪连一个战士,子弹是从后面打进去的,腰带后面密集着四个弹孔相距不到五公分,前面肚子已经完全爆开了。以我的经验,这样密集的弹着点,只有在有稳固工事,很从容的情况下认真操枪才可能做到的。可想而知,敌人依据仓库阵地居高临下,对我们的战士射击时的那种态势。炮连的一个排长,眉心被一颗子弹击中,后半个头盖骨已经没有了。这些战士,都是死在水稻田里,浑身是泥,表情各异。有的手里还拿着枪,有些身边还放着82炮身,有的手握炮弹,很明显,这些战士都是在还击时牺牲的。由于越南天气热,一些遗体已经开始发胀了。看着战友牺牲的样子,原先那种和平时期的情绪已经变成了愤怒。

炮连一个战士,临牺牲前,用钢笔在手掌上写下“我要入党”四个字。完全能够想象到,这个战士写这几个字时,正处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并且他已经负了重伤,感觉到自己将要牺牲。这个事迹后来上了军报头版。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当天我们连的情况是:

当连队在搜山结束后,连长(1969年兵,云南人,40火箭筒排长提起来的)召集连队讲话,准备向下一地区开进。准备出发的话音刚落,越军的子弹就打来了。连长当即受伤,左侧髋关节粉碎性骨折。当时连长派出的侧方尖兵七班,此时正在左侧山上,当敌人射击时,七班长还以为是自己人,还挥手喊到“别打,是自己人”!但瞬间就负伤了。部队马上开始反击。七班长的左小臂被几发子弹擦过,小臂内侧肌肉全部被打掉。伤好后仅有一层皮肤包裹着骨头。后来他夏天都穿着长袖衬衣。因为左小臂内侧就是一层皮包着骨头。皮肤颜色已经成了暗红色,看上去很难看。

连长负伤时,四排长(我76年接的郑州兵)带人把连长抢救出来,连长嘴里不停的喊着老婆的名字。因为我们连长是回云南结婚,刚刚新婚第八天就被一封电报追回来上了前线。而进越南第四天,他就负伤了。后来被评为三等甲级残废军人。

当时,副连长(炊事班长提起来的)带着尖兵班,不知去向。为此,回国后,我在连队开会时质问他当时在干什么?他说他带人掩护连队转移。我当即怒斥“你8个人,8支冲锋枪,你不和连队在一起,跑一个相反方向,你掩护谁?”说的他哑口无言。

事后副连长说,越军工事修得很好,山坡上看着什么也没有,一拉,一扇小门开了,钻出几个人,一拉,门关上,山坡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我又气得质问“发现情况,为什么你不带人封锁那洞口?”他仍然无语。

那一天,我们连阵亡7人,失踪2人,受伤十多人。而最惨的还是营长带的那部分人。

这是我们进入越南后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其实,在整个对越作战的一个月时间里,全师阵亡人数中,我们一个团占了近二分之一,全团阵亡人数中,我们一个营占了三分之二,全团阵亡的干部中,我们一个营占了三分之二。我们营是全师进入越南后打仗最多,成果最大的,但也是损失最大的。

那一天,部队到达高平后,我们师以及友邻其他部队也都遇到类似情况。

战后,面对调查组,关于营长未能组织反击的问题,我当时说道“这是小部队近距离遭伏击,不是大部队遭伏击。小部队遭伏击,地域有限,情况紧急,部队直接受到攻击。组织反击谈何容易。”但这种辩解并未能为营长他们争取到什么,也或许是因为我的辩解已经为他们争取了一些理解。

清理战场过程中,中午要吃饭了,战士们打开罐头开始吃。在我们身边,是战友们几十具遗体。不知当时是什么原因,没有感觉到悲伤,只感觉到愤怒。没有感觉到恶心,只为战友可惜。他们才进入越南没几天,就牺牲了。

为了核实情况,我们需要核对烈士的姓名。就检查领章背面、腰带内侧,看有没有姓名。可许多战士都没有填写。所以我们只好凭记忆核实。但有些烈士因为是负伤后牺牲,在剧烈的疼痛中牺牲,人已经变得不太容易辩认了。好在各个连都有人,所以最终还是全部核实完了。

在这一天中,我们九连连长、炮连连长、机枪连和炮连的几个排长,七连的、八连的、九连的、机枪连和炮连的,近百个战士,牺牲了。他们是烈士,也是英雄。他们和以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印边界反击战等战争中的英雄一样,是真实的英雄,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在高平的这一天,到处都可以看到越军的尸体,在越南二月份的天气里,两天暴晒,尸体就会发胀,鼓鼓的。被流弹打死的水牛,几乎半个身子都被蛆吃没有了。一眼望去,半个牛身满是蠕动的蛆,不仅看着恶心,而且臭气熏天。那种臭味是无法形容的。我们路过时,都要用帽子捂住嘴,从上风处至少两三米的地方绕过去,否则几乎要窒息。

在高平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越军丢弃的武器装备。苏制的冲锋枪、重机枪、高射机枪、火箭筒,烧焦的卡车、火炮,丢弃的背囊,等等。

这一切,使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我军勇敢作战的壮烈场面,看到越军丢盔弃甲仓惶逃窜的景象。

也正是这一天,使我们这些在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军人,从对战争的迷茫、困惑中走出来,走向思想、意识、情绪以及军事素质上的成熟。在对越军作战的战法方面,也从未知、预知走向已知、确知、成熟。我感觉,从这一天起,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主动把握战场态势的阶段。

根据前指的命令,我们已经占领了高平省会,并且基本控制了高平地区。与其他方向相比,高平地区是整个对越作战中地形最复杂,战斗最多、最零散,部队伤亡最大的地区。但我们这时已经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未完待续)

本文所涉部分情节可参阅《79年对越作战两个典型的营级战例指挥员的差别》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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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对越作战两个典型的营级战例指挥员的差别(摘自:铁血军事)

1979年2月28日15时,参加云南方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步兵第149师接到陆军第13军命令:在奔西爱、4号桥、威龙松一线进入战斗,攻歼沙巴地区之敌。师决定由446团担任主攻,沿谷(柳)沙(巴)公路前进,在奔西爱、4号桥一线占领进攻出发阵地。翌日晨向4号桥以南之敌发起进攻。

446团2营奉命担任团的先遣营,配属无后坐力炮一个排、喷火器两具,经3号桥公路向4号桥前进。28日23时许,2营冒着大雨沿公路向4号桥前进。次日2时25分尖兵连进至4号桥附近,尖兵排查明前往奔西爱的道路后,正准备沿小路前进。突然发现3个人从4号桥头独立家屋钻出。经喊口令无应答,被尖兵击毙一名。这时4号桥北侧高地打出红色信号弹一发,公路两侧和4号桥西南侧无名高地之敌从3面向我开火,营部电台被打坏,报务员受伤,与团指挥所失去联系。随营行动的副团长、副政委和营长、教导员立即命令各连抢占公路北侧制高点。5连、6连和4连一个排利用天黑雨大、敌射击不准确地有利条件,先后攻占了公路北侧1、2、3号阵地就地构筑工事组织防御,与敌形成对峙。天亮后,仍然停留在公路上的4连主力和营部遭到敌人密集火力射击,伤亡较大。7时30分,团得知2营遭敌阻击,态势不利,立即命令3营8连和1营2连沿3号桥西南山脊和公路前出支援2营战斗。8时左右,5连1排和3排攻占4号桥北测高地顶端之5号阵地以南突出部;4连主力和公路上部分人员在1号阵地会合。9时左右3营8连和1营2连赶到4号桥北侧无名高地以东和东南一线与敌打响。10时许,2营营长带电台因敌火力封锁未能登上4号桥北侧高地,遂撤至1营位置用报话机与山上建立了联系,同时向团指挥所报告了各连位置和战斗情况。6连组织4个爆破组用集束手榴弹实施连续爆破,占领了对我威胁较大的2号阵地东南侧山背敌之阵地,和前来支援的2连一同组织防御。11时8连分两路攻克4号阵地。12时,6连用火箭筒先后摧毁5号阵地下敌人两个隐蔽火力点并迫使残敌逃跑。

至此,4号桥北侧无名高地之敌被我全部肃清,2营转入阵地防御。此次战斗,共毙敌153名,缴获步枪、冲锋枪机枪30支(挺)、40掷弹筒4具、40火箭筒7具、60炮3门、82迫击炮3门,各种子弹16400发、各种炮弹525发。

班姆南侧反狙击战斗

1979年2月24日夜,我军攻克越北重镇高平后即转入清剿战斗。向郭梅进攻的陆军第162师484团3营奉命于25日12时前进至班罗,而后协同兄弟部队会攻克马诺,由于撤出战斗仓促,部队未能很好收拢,建制紊乱,向班罗前进的该营只有建制不齐全的部分兵力共215人。12时49分左右,3营进至班姆南侧无名高地时突然遭到高地上敌人的猛烈射击,200余人全部被压制在高地脚下的稻田和水渠里,距敌不到50米,伤亡多人,处境极其不利。尖兵排不在敌火力集中射击地段,伤亡较小,但带队的9连副连长非但不组织兵力火力还击,自己却躲进地窖里,又借口向团部报告擅自离队。少数战士也跟随离去。营部遭敌火力杀伤严重,营长与电台、各连脱离,营部两名报务员、9连长、7连指导员牺牲。部队在敌火力压制下建制混乱,营长爬在田坎下不敢动,面对危险局面束手无策放弃指挥。位于营本队的炮兵连和7连60炮班成了敌人射击的主要目标。他们在得不到上级指挥的情况下主动还击,但终因敌火力猛烈、孤立无援造成大部伤亡。率领后卫9连2排的干部亦消极保命,未敢组织兵力火力从侧翼反击和压制敌人。直到天黑,营长等营连干部无视自身责任,未指挥本单位战士、伤员有组织撤离,仅带少数人各自撤走。大部分战士在无干部指挥情况下自行结合分别撤离。19时,高地上的敌人也乘黄昏丢弃8具尸体和部分枪支弹药脱离战场。战后判断,该高地之敌为越军特工骨干集训队一个加强排。

此次战斗,3营伤亡101人,占当时遭敌狙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七。

简评:指挥员是部队的灵魂人物,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牢牢掌握部队、提高警惕英勇沉着,如此才能争取战斗的胜利。149师446团2营在地形不熟、天黑雨大、突然遭敌狙击的不利情况下,各级指挥员能够临危不惧、沉着冷静,紧紧掌握部队,较好地实施指挥。部队集中兵力火力及时抢占了有利地形,压制和摧毁了敌火力点,最终变被动为主动。同162师484团3营在敌突然袭击下干部惊慌失措、消极右倾、放弃指挥从而造成较大损失的战斗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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