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1)
东方早报 2009-5-10 1:34:17
麦卡锡主义是冷战的产物。有眼光的历史学家常常说：麦卡锡时代其实开始在麦卡锡之前。
林 达
(1945年伊戈·哥萨柯在加拿大避难时的居所)
关于麦卡锡时代的又一本书
最近告密话题在引起大家关注，也看到有人提到“民族反省”，我想，那不是一个单纯讨论个人品质的道德问题，根源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社会制度使然。虽然，当一个扭曲的制度长期笼罩，久而久之，也会塑造群体行为模式，也就塑造出特定的“民族文化”来了。但究其根源，仍然是一个制度问题。
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同为德意志民族德意志文化，何以东、西一分家，人的品性就很快变得南辕北辙；也无法解释，美国这个出了名在立国当日就建立了一以贯之制度的国家，何以也出现一个短短的麦卡锡时期，在那个时期，美国的不少文化人也突然进入告密行列，一定的文化圈内，也人人自危。而在那个时期结束之后，就在同一个美国，好像恶梦一场醒来，一切又烟消云散。
这场恶梦让美国吓出一身冷汗。所以参议员麦卡锡演变成为“麦卡锡主义”这样一个很“重”的词，负面得一塌糊涂。有关的书可以说是出了一把又一把。2005年还出了一本新书《焦虑的时代》，马上被评为《时代》最佳图书。
此书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海涅斯·约翰逊（Haynes Johnson）。他和父亲麦考姆（Malcolm Johnson），是迄今美国历史上唯一一对都获得普利策新闻报道奖的父子，真可谓“Johnson & Johnson”父子兵。
老约翰逊当年在美国家喻户晓。1948年，老约翰逊受编辑派遣，例行公事地调查一件码头工人谋杀案，结果，他的调查报道《水边罪恶》（Crime on the Waterfront）在纽约老《太阳报》连续刊出，震动全美。这些报道最后被改编为电影《水边》，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老约翰逊出名在于他“创造了历史”。他让大家看到，假如不严格监督规范，工会非常容易演变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他揭露的码头工会如黑手党一般，拉帮结伙，谋财害命，整车整车地大批量盗窃货物。他的报道不仅引发一系列司法调查和审理；罪证确凿的系列谋杀者被法庭定罪，还导致整个码头工会被美国劳联－产联开除；美国从此成立管理码头的港务局，也启动美国国会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著名公开听证，当时电视转播，轰动整个美国。他自己因此获得了1949年的普利策新闻报道奖。
老约翰逊的儿子海涅斯·约翰逊不仅是《华盛顿邮报》出色的新闻记者，还写了十五本书，是多本畅销书的作者。他写了一系列的美国总统，《焦虑的时代》和前一本《克林顿时代的美国》（America in the Clinton Years），都被《时代》杂志评为最佳图书。他还是公共电视台的美国评论主持人、美国问题的专栏作家。
小约翰逊的心结
海涅斯·约翰逊在1966年获得普利策新闻报道奖，源于他对发生在阿拉巴马州塞尔马（Selma）的民权运动，作出了一系列报道。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之所以一直会关心种族关系和民权运动，因为他认定自己是个“南方人”。虽然他出生在纽约，可是父亲的家乡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典型南方州佐治亚。在种族隔离时期，美国的南北方是两个世界，以北方为代表的美国大部分地区，并不清楚南方深腹地的种族隔离是怎样的具体体验。二十年代，佐治亚的KKK还很猖獗，老约翰逊就是因为在报纸上揭露了KKK的罪行被追杀，报纸也被捣毁，还是州长掩护了他，这才逃到纽约落脚。父亲的这个经历成为小约翰逊的一个心结。
海涅斯·约翰逊还有个心结，就是他的父母都是美国左翼，父亲曾经帮助过美国共产党。因此，他对所谓“惧怕红色”的时代，特别关注和敏感，麦卡锡主义就是那个时代的象征。麦卡锡主义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距他写《焦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他为何在2005年的七十多岁高龄著书重提旧事，一看书的副标题就知道：“从麦卡锡主义到恐怖主义”（The Age Of Anxinety：McCarthyism to Terrorism），他是受了新近的恐怖战争时代美国社会面临种种新问题的刺激。他不仅在书名副标题暗示了两个时代的关联，也在“致读者”中清楚解释了自己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在今天的时代，“麦卡锡主义是站在那里的一个参照标准。它告诉我们，当恐惧和焦虑相结合的时候，会在公众和政治生活中制造歇斯底里”。
“社会性歇斯底里”，这是作者和许许多多美国人在今天回忆那个时代的定位，要举出实例讲出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大家今天谈到麦卡锡主义，非常自然地和这本书的作者一样，会从麦卡锡这个人讲起，讲起他作为政治家，一开始就是一个品质非常可疑的人，他很早就被怀疑接受百事可乐以及其他游说集团的好处。他本人酗酒，精神状态不稳定。也就是说，一个歇斯底里的人，利用社会对红色的无端恐惧和焦虑，推动了社会疯狂。
今天大家都知道，麦卡锡主义是冷战的产物。人们通常理解，在冷战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造成了两个不同阵营的对立。很多人认为，发生在美国的“惧红”，那只是意识形态歧视或思想迫害的结果。最后，柏林墙倒塌，冷战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安然度过，似乎更凸现冷战期间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荒诞性”。人们也因此不再去认真清理那个时代何以就会走向这一步。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个简化叙述。在简化中，许多重要的历史情节都被当作无意义的枝桠省略。这样，历史的经验教训也被简化了，好像我们只要不被一个疯子愚弄，我们只要克服自己的无故焦虑，一切就没事了。
有眼光的历史学家常常说：麦卡锡时代其实开始在麦卡锡之前。
一个小人物成为冷战开端
冷战这个词一直挂在大家嘴上，但知道冷战是怎么开始的人大概并不多。
就在大家关注伊拉克战争的2003年6月，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加拿大渥太华市政府在该市的督唐纳德公园，安放了一块纪念铭牌。将近一年后的 2004年4月，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同一地点也安放了一块纪念铭牌，纪念的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伊戈·哥萨柯（Igor Sergeyevich Gouzenko）。他是前苏联的一个叛逃者，他的叛逃成为冷战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一些历史学家们认为，正是哥萨柯叛逃事件启动了冷战。最后大家同意，怎么也该为他，也就是为一个历史转折点，立个碑。
伊戈·哥萨柯1919年1月13日出生在前苏联，1943年开始，他在加拿大渥太华使馆工作，具体工作是为苏军总参谋部的情报总局（GRU）担任密码员。这个位置使他能接触苏联针对西方国家的间谍网。二战结束之际，他得知自己即将调离回国，他不愿意回苏联，随即作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他决定带着家人叛逃。
1945年9月5日夜晚，哥萨柯趁黑带着一个公文包，内藏密码本和一百零九份涉及前苏联在西方国家间谍资料的秘密文件，步出了苏联使馆大门。下面的遭遇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哥萨柯先是直奔加拿大皇家骑警队（RCMP），警官却根本不肯相信他的故事。官方警察部门不接纳，他还能去哪里？他决定诉诸媒体，把事情闹大，他就有安全。于是他转而投奔《渥太华时报》，谁知夜报编辑对他的故事毫无兴趣。编辑告诉他，你应该去司法部的。他又夜奔加拿大司法部，那里没人值夜班。这个时候，他一定是真的害怕了。他不会料到是这种结局，这是在苏联绝不会发生的事情，加拿大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天真国度。他只能赶到住处，一栋公寓大楼，就是这栋公寓对面的公园，今天安放着关于他的纪念铭牌。哥萨柯把家人藏在邻居家，然后通过邻居家大门的钥匙孔，眼看着苏联使馆来人破门进入他的住处，直到警察赶来他们才匆匆离去。
第二天，哥萨柯带着文件再次来到司法部，这次他被接纳了。因加拿大属英联邦，也由于文件涉及面广泛，所以，牵动了英国军事情报部门 MI5 （Military Intelligence，Section 5），也通知了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和安全局（CIA）。在各方审看文件期间，哥萨柯被转移到距离渥太华不远的一个秘密营地保护起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仍然是不安全的。
当时日本宣布投降还不到一个月。二次大战中，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组成盟军对抗共同敌人的侵略。在加拿大总理金（William Lyon Mackenzik King）眼中，哥萨柯假如是德国叛逃者，事情就简单，现在发生在“盟友”之间，就是个外交麻烦。虽然哥萨柯带来的资料已经充分说明对方的危险性，可是，金总理的外交原则仍然令他感觉无从应对。他下令加拿大政府不要介入此事，也就是说，不要给叛逃者提供保护。幸亏他的下属没有执行此令，哥萨柯才得以和妻子一起在加拿大生活，养大了他们的八个孩子。他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得奖小说，另一本就是讲自己叛逃经历的非虚构作品《这是我的选择》（This Was My Choice）。
冷战第一颗“炸弹”
哥萨柯事件首先给加拿大带来了深邃影响。如金总理在当天所写：“如同在所有的一切之上，当头扔下一颗炸弹。”根据哥萨柯提供的证据，加拿大立即逮捕了三十九名间谍嫌疑，其中十八名后来被法庭定罪，其中包括加拿大共产党在国会唯一的一个代表。后来加拿大组成皇家调查委员会，专门对哥萨柯事件以及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网进行调查。历史学家甚至认为，正是这一事件，把加拿大的安全情报系统引入了“现代”运作。加拿大从此不再有古典天真。
这一事件在英国和美国引发了更强烈“地震”。根据哥萨柯提供的情报，这两个国家无疑也被苏联情报系统严重渗透。英国最著名的案件，就是德裔英国公民，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克劳斯·福柯（Klaus Fuchs），为苏联窃取核机密而在英国被定罪。
克劳斯·福柯出生在德国，1932年在德国加入了后来转为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一年以后，他遭遇纳粹暴力，逃往法国，继而移民英国，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二战期间，作为敌国公民他被在一个岛上隔离过一段，然后，他获得信任，参加了英国的原子弹研究计划。1942年他加入英国国籍，也签署了 “国家安全保密协议”。根据GRU的文件，他在此之前已经通过一个原来德共朋友的牵线，成为苏联间谍，此后与他接头的也是一个德国人，是为苏军情报局工作的德国女共产党员。克劳斯·福柯也辗转美国的几个州，参加了著名的试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之后还参加了研制氢弹的工作。由于他的存在，苏联对美国的核计划以及核打击能力，一直了如指掌。
克劳斯·福柯在1946年回到英国就开始接受英国安全部门的调查，可是，在英国的司法制度下，调查旷日持久，他的认罪和定罪，都已经是1950 年的事情了。他被判处十四年徒刑，只坐了九年多牢就被释放。此后他移居东德，据一些记录，他还在东德为中国的一些核科学家教过课。
冷战是从西方国家被苏联间谍大规模渗透的暴露而开始的。■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2)
东方早报 2009-5-17 3:23:57
1945年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首的苏联卧底女间谍伊丽莎白·柏特丽，被视为“一个引向麦卡锡时代的间谍”。
林 达
(1948年8月柏特丽在听证会上)
美国的“伊戈·哥萨柯事件”
虽然伊戈·哥萨柯事件深度涉及美国，毕竟是个加拿大案件。可是，就在加拿大司法部接收哥萨柯文件的整整两个月后，类似的事件也在美国发生了。 1945年11月6日，一个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女间谍领导人伊丽莎白·柏特丽（Elizabeth Bentley）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首。哥萨柯事件尚在调查，又在美国本土炸响这颗炸弹，确实非同小可。她的自首，牵出了一大群为苏联工作的美国间谍。
非常不同的是，柏特丽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08年元旦出生。家族移民来自英国，1933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习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等三种语言的奖学金。她在意大利住了一段，先是参加了法西斯组织，又在男朋友的影响下跳到政治上的另一个端头。1935年，她加入了美国共产党（CPUSA）。
1938年，柏特丽在纽约找到一个和意大利语有关的工作，这个工作单位涉及在美意大利人法西斯组织的活动。她向自己的共产党组织汇报，主动要求做一个卧底间谍，组织上派给她一个间谍领导人格罗斯（Jake Golos），他是苏联内务部（NKVD）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格罗斯移民美国后，在 1915年加入美国国籍。柏特丽和格罗斯很快有了恋情。直到两年之后，她才知道格罗斯是为苏联工作，换句话说，这时她才明白，自己早已成了“苏联间谍”。
美国是一个容许外国集团合法政治游说的国家，也就有一大批人，名正言顺地在为外国政府工作。为了把间谍行为从合法行为中严格区分出来，1938 年美国通过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ration Act）。1940年，负责执法的司法部，迫使格罗斯登记了自己作为外国代理人的身份。如此一来，格罗斯就在更为严格的法律监督下。要再像以前一样掌控庞大间谍网，显然就不“安全”了。于是，他的身份和工作就逐渐转给了柏特丽。就这样，柏特丽成了代号为“聪明女孩”的苏联在美最重要的间谍网领导人。情报内容也大量是美国的军事情报。
凡事离不开“时间、条件、地点”。那是一个非常困扰的年代。
柏特丽后来自己也写了书，名为《解除束缚》（Out of Bondage）。另外有一个作家Kathry S. Omsted为她写过传记：《红色间谍女王》（Red Spy Queen）。在这本书里，这位传记作家称这一大批间谍为“浪漫理想主义者 ”（romantic idealists），不能说没有道理。
他们大多为一个绝对平等的浪漫共产主义理想所吸引，这个理想上世纪初在美国也曾随着工人运动而声势强大，也因理想在苏联取胜而振奋。但共产主义在美国仍然并非主流，有着对它的各种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二次大战开始，美苏成为盟国盟军并肩作战，这样的反对声音就几乎自动消失了。
“浪漫理想主义”和二战后新的“左右”关系
不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我们直到现在好像常常还是只能用两分法——左和右——来描述复杂的政治关系。这是一个定义含混的划分。尤其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好像苏联就是“左”的代表，而希特勒这样的就是“右”的代表。那么英美这样的民主国家算什么呢？即便把前二者送入“极左”、“极右”两端，难道英美和纳粹当归为一类，只是“温和”与“极端”的差别吗？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纳粹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至少暂时消退了，不再成为一个威胁世界的国家力量。却立即出现冷战对立双方，也就是对立的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至少从理论上、在大家含含混混的概念中，接着二战似乎续上了一个新的“左、右”对立关系，我总觉得是“something wrong”，哪里肯定不对了，至少是简化了历史。但是，这至少对于苏联阵营的宣传是非常有利的。好像是苏联阵营原地不动，顺理成章保持原来“反法西斯阵营”名号，而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理所当然地因与苏联对立，而被送到原来法西斯的“右”的位置上。相信共产主义学说的人们，逻辑很容易就顺过来：一个在法西斯倒台后就接着和我们对立的，不是又一个法西斯还能是什么？更何况，列宁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学说，不仅是理论，已经上升到政治信仰，信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定” 要走向“具有侵略本性的帝国主义”。
仔细想想，这个定位概念，对二战之前的西班牙内战以及佛朗哥政权的复杂性，起了重要的现实范例的作用。西班牙在内战前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在结束君主制之后，开始民主选举，可是却没有一个成熟的社会和政治理念在背后支撑，结果一方选上推行的措施，是另一方绝对无法接受的，国家就在两极跳跃中推向极端，最终在野一方感觉连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1936年左翼选上之后局面大乱，最终在议会的一名右翼议员被杀之后，导致在野一方起兵。
西班牙内战其实是二战前发生在一国土地上的国际大战。共产国际动员了全世界（包括中国）的成员组成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共产党，美国支队成为主力，许多美国人血洒西班牙；而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都支持了佛朗哥。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却因为交战双方都是它们所不赞同的极端，因而按兵不动没有介入。西班牙内战对美国左翼带来的强烈刺激，久久不散。
最难以解释清楚的是，假如不了解当时的西班牙国内政局，仅从表面上看，包括共产党的左翼是通过民主选举执政的，而佛朗哥是一个得到法西斯国家军事支援的右翼政变。所以，共产国际举的是保卫民主的大旗，共产主义的浪漫理想和民主口号在这一点怦然结合，因而，才能够在全世界吸引如此众多的理想主义者，愿意死在和他们毫不相干的战场上。而内战后的西班牙更有另一层复杂：事实上佛朗哥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却并不能画等号，佛朗哥的西班牙不仅在二战中保持了中立，尤其在后期，还实际帮助了盟军，甚至为德国犹太人的逃生大开方便之门。在二战后，西班牙是对外开放的。美国政府看到这一点差别，二战后最早和佛朗哥西班牙开始关系逐步正常化。可同时佛朗哥在国内仍然镇压左派。在美国共产党眼中，美国政府战后和佛朗哥西班牙的交往，是坐实了美国将走向帝国主义的列宁理论，暴露了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为一路的真面目。苏联人有这样的信仰，一心支持自己的政府，心理上就比较顺理成章。问题是一大批美国左翼怎么办？他们不信任自己国家的理念，认为站在爱好和平的苏联一边是正义的，阴差阳错，就有一批人成了苏联的卧底间谍。虽然美国苏联一度是盟国，可他们当然一开始就知道为外国政府盗取自己国家的情报，这是违法的。在冷战开始后，这就更明确是与自己国家为敌的行为。
类似的逻辑也曾是上世纪初大量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们更是长期被国家的内忧外患所刺激，信仰使得他们在国民政府卧底，收集政治、军事情报，甚至成为颠覆政府的武装力量的朋友，或者成为他们的“地下工作者”。
美国的恐惧和焦虑
对于二战后的主流美国来说，苏联和纳粹德国在内政制度上，有着许多相通的地方；而苏联阵营“解放全人类，赤化全球”的美好理想，在对方看来，就是有武力输出革命打上门来的潜在战争危险。冷战双方思维方式完全错位，双方的感觉是鸡鸭互不相通的。而这个时候，一场导致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核武器的威力使得所有人都笼罩在世界末日可能来临的恐怖中。因此，如何保持核机密成为二战后最焦虑的事情。在苏联拥有核武器之后，1962年苏联暗自在古巴部署导弹，最大射程为四千五百公里，射程几乎涵盖美国所有重要城市，包括首都华盛顿。预警时间只有五分钟。苏联还同时在古巴部署了轰炸机。虽然危机最终在十三天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但是，在当时的美国哪个敢保证，核武冲突，卷进双方阵营的各个国家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一定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呢？尤其在朝鲜战争之后，威胁就更为现实了。美国当时的中小学，常规的突发灾难训练之一，就是核弹爆炸了怎么办。
与此相对应的是，苏联间谍的一大目标，就是包括核机密的军事机密。
柏特丽的自首只是一个偶然。她自己酗酒，也有精神方面问题，苏联一方面对她不放心，一方面也盼望跳过柏特丽，直接掌握她手中的间谍网。她和苏方冲突日剧，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她的联系人也确实在建议“摆脱她”。就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一个间谍，美国共产党党报的编辑 Louis Francis Budenz，因为信仰改变已经自首。这终于推动柏特丽也走出向联邦调查局（FBI）自首的那一步。
FBI决定隐下柏特丽的自首，让她转而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以获得更多苏联在美间谍的情况。这个决定自然是一个最高机密。可是，FBI还是通知了盟友英国情报部门，谁知英国新建的对苏情报部门负责人费尔比（Kim Philby），恰是为苏联服务的双面间谍。他向苏联通报，苏联立即切断了和柏特丽有关的一切联系。直到1963年费尔比逃苏，柏特丽自首被暴露的谜底才算揭晓。在当时，这个最高机密如此轻而易举就立即泄了密，对FBI带来的恐惧和刺激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美国发现自己的司法制度，要处理核时代的间谍危机，显得十分软弱。核武时代，外部威胁千万倍暴长，但是，要给间谍定罪却难上加难。
柏特丽交出的间谍名单有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三十七名联邦政府的雇员。这个名单和FBI掌握的一些间谍，以及伊戈·哥萨柯提供的名单有一部分重合，所以，FBI从一开始就判断这是一个真实名单。这个判断在苏联解体之后、在一些前苏联情报官员的回忆中，也再次得到证实。
可以想象，假如是在苏联阵营，事情一出，可以大逮捕大清洗。苏联政治大清洗在上世纪初就大规模演出过，对于清洗制造的大批冤案，它在制度上没有什么约束和顾忌。立国之初，美国就建立在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治国理念上，打算让民众具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尽最大可能避免冤案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障措施。因此，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十条中就有五条涉及被告权利，其中第五条有一句是：被告“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中自证其罪”。因此，在美国给间谍定罪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除非是你在交接情报的时候当场拿获，否则很难说服陪审团，不可能按照一个人的揭发举报就定间谍罪。根据“第五条”，你也不能强制他坦白，所谓“自证其罪”。美国法庭上，被告、证人说“take the Fifth”（采用第五条），是经常可以听到的一句话。
所以，柏特丽间谍名单上的一百五十人，绝大多数在审前的大陪审团面前、在国会听证会上，不置可否地宣布自己“take the Fifth”，有少数人则宣称自己无罪。其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无法定罪。也就是说，这些人不仅不能惩罚他们，还必须照常让他们在原单位上班，包括那三十七名联邦政府雇员。假如单位把他们调离原来能接触敏感资料的位置，他们反过来可以告工作单位迫害。
Lauren Kesster也写过柏特丽故事，书名是《聪明女孩：伊丽莎白·柏特丽》（Clever Girl： Elizabeth Bentley），书的副标题直接点出柏特丽事件的要害，这是“一个引向麦卡锡时代的间谍 ”（the spy who ushered in McCarthy）。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一筹莫展的焦虑中，麦卡锡似乎是指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3)
东方早报 2009-5-24 1:31:37
今天人们说“麦卡锡”，当然已经超出了一个“人物”的概念。很多美国人的印象中，麦卡锡就是指“麦卡锡主义”。
林 达
(赫布洛克关于麦卡锡主义的漫画)
麦卡锡主义和一个漫画艺术家
“麦卡锡”究竟是什么呢？当然，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曾经是美国的一个参议员。从1950年至1954年间，主持了一系列对美国政府机构是否被亲苏联势力渗透的调查。但是今天人们说“麦卡锡”，当然已经超出了一个“人物”的概念。很多美国人的印象中，麦卡锡就是指“ 麦卡锡主义”。
很难想象，麦卡锡主义这个词，竟然是一个漫画艺术家“发明”的，他的真名叫布洛克（Herbert Lawrence Block），大家都只熟悉他的“画名”赫布洛克（Herblock）。他专为报纸画政治讽刺漫画，当时已经为《华盛顿邮报》工作了四年。这个专业需要极强的政治敏锐度，捕捉政治事件中的新闻性，再概括转换为一个变形夸张的艺术表达。要能够一下子抓住视线，让大家认同、得到启发，又要是准确的，有思想含量。不是只在事情发生当下去迎合大众去煽情，而是判断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哪怕多年后回头去看，要让读者有诠释历史的感觉，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行要干好，不容易。
赫布洛克算是这一行的奇人，他生于1909年，一共得过三次普利策新闻漫画奖，分别在1942年、1954年和1979年。1994年，作为一个漫画家，他还获得了很难得到的总统自由奖章。1946年，他从二战战场上退役，进入《华盛顿邮报》，从此一直不断工作，直到“9.11”事件后的 2001年10月去世，他就没退过休。活九十一岁不稀奇，工作到九十一岁实属罕见。他去世前六个星期，报纸还刊出了他画的最后一张漫画。他的漫画是耐看的，因为有艺术家本人的独特思考在里面。赫布洛克一直在出漫画集，陆陆续续出了十三本。2000年的最后一本：《赫布洛克的历史：来自千禧年迸裂的政治漫画》（Herblock’s history: political cartoons from the crash to the millennium），还是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他出的。直到2008年的去年，华盛顿斯密松宁博物馆的美国肖像画廊，还开了他的专题画展，题目是：“赫布洛克笔下的总统们。”
那么，赫布洛克在他的艺术表达中，究竟什么是“麦卡锡主义”呢？在画面上，几个人推着一只愁眉苦脸、万分不情愿、挣扎后退的大象，大象是共和党的象征，它被推向一个摞一个、直堆到高处的一摞油漆桶，在摇摇晃晃的最上端那个桶上，写着“麦卡锡主义”。漫画题目是大象的话：“那意思是要我站到这上面去吗？”
麦卡锡参议员至今是个争议人物
虽然麦卡锡被抽象出来成为一个象征，但他当然首先是个人物。今天美国人对麦卡锡参议员的评价不说是一边倒，也是绝大半边倒。这来自学校的历史课本，他在美国是个基本被盖棺论定的人物。但是，也是美国的好处，还是有相反意见的表达。同时，虽然对麦卡锡的描绘有大量两极化倾向，却也有一些人决意保持自己的理性。
例如，三年前的2006年，北卡罗莱纳州的汤姆·维克（Tom Wicker）还写了麦卡锡的简要传记。1957年，他曾被家乡的一家报纸派往首都成为驻华盛顿记者，年轻的他突然在夜晚的走廊里和麦卡锡邂逅。一个曾经如此有名的风云人物向他伸出手来，令维克深深难忘。也许是麦卡锡人生的变幻莫测，让他给自己的书起了这样的书名《流星》（Shooting Star：The Brief Arc of Joseph McCarthy），副标题是“麦卡锡的主要轨迹”，这本书的轨迹线索抓得很紧，作者虽然基本上对麦卡锡持批评态度，但还是可以看到他尽量维持立场中立的努力。
我在一开始就提到过，有不少麦卡锡传记是以“歇斯底里”来描绘这个参议员的。一些批评参议员麦卡锡的书，通常让人感觉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道德和政治品质有问题的人。
可也有唱反调的。不仅有当事人的辩解，如戈登瓦特（Barry Goldwater）参议员在1979年出版了《无歉意：参议员 Barry M. Goldwater的个人及政治记忆》（With no apologies: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就很具体地为自己参与的麦卡锡调查辩护。其实直到今天，还源源不断有为麦卡锡辩护的新一代，例如，保守派女作家科尔特（Ann Coulter）。她写过七本书，本本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其中就包括在2003年写的《背叛：从冷战到反恐战争中自由派的背叛行径》（Treason: Liberal Treacher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ism）。在书中，她从对麦卡锡的看法，直到对今天反恐战争引发问题的看法，都和海涅斯·约翰逊在《焦虑的时代》中的观点，全面针锋相对。在这本书里，她指责美国自由派在诋毁和妖魔化参议员麦卡锡，她心里的冲冲怒气几乎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
这种长达六十年的不同观点的表述，至少让回顾历史的人有了更丰满的历史观。
关于一部纪录片的争论
“麦卡锡主义”的提出，起于一张漫画，而大多历史学家认为，麦卡锡时代的结束，是来自于莫罗（Edward R. Murrow）主持的系列电视片See It Now。这是一个CBS的系列节目，曾经获得四次艾美奖和各种奖项。有关麦卡锡的只是其中一集，在1954年3月9日播放。这一集的片段后来反复在讨论麦卡锡时代的电视里播放，在今天看都能产生很强的印象。最具打击性的是，这部电视片集中了麦卡锡党派性、情绪化，甚至作过度政治指控的发言摘要，例如指责民主党“背叛美国二十年”，指责“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是“为共产党服务”，尤其是对Zwicker 将军言词激烈的指责，让人无法接受。这部影片给了人们最感性的麦卡锡印象。
也有人认为这部影片不公平。历史学家赫尔蒙（Arthur L. Herman）写过麦卡锡传记《约瑟夫·麦卡锡：重新检视美国历史上一个最遭恨参议员的一生和遗产》（Joseph McCarthy: Reexamin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这本书认为，拍摄影片的莫罗小组花了两个月时间精心编辑，是有意编排采用麦卡锡不雅观的“形象镜头”，例如挖鼻孔之类，以毁坏他的形象。而沒有在影片中呈现他一个正常工作的状态。他认为，那些发言片段也是精心剪裁的结果。直至今天，反对者仍然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报道”，而是精心策划断章取义的“全方位攻击”。
对这部影片的批评也来自一些反对麦卡锡的人，例如，后来当过肯尼迪总统助手的记者、编辑柯戈雷 （John Cogley），他当时为一个天主教政治、文化杂志《公益》（Commonweal）工作，这本杂志一直反对麦卡锡的调查方式，柯戈雷也以多年坚持反麦卡锡著称，可是，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莫罗和制片人不顾事实，筛选镜头”。柯戈雷指出，要是选另一些镜头，就很容易把麦卡锡打造成一个很正面的形象，他声称，“这可不是令电视新闻业自豪的时刻。”并且警告说，要警惕“不当利用电视手段”。
上世纪五十年代，电视还刚刚开始在美国流行，世界上很多人还只是隐隐约约知道，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电视。到现在，全世界都已经在娴熟使用影视的筛选、编辑、剪接手段，来表达和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例如在美国也引发激烈争辩的《华氏911》（Fahrenheit 9/11）。也是赞成者极为推崇，反对者强烈抗议的影片，后者认为这只是利用影视手段编造的欺骗宣传。此类争辩往往发生在已经具有固定看法的观者中间，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一般很难摆脱精巧的影视陷阱，因为影视的视觉冲击几乎是所向披靡无可抵挡。
就这部有关麦卡锡的纪录片本身，究竟其表现是“当”还是“不当”，到现在还是两边各自表述。但是，这部纪录片在今天对一代代美国人的历史教育中确实起着很大作用，作为视觉印象，这一题材没有等量齐观的替代品。和书籍出版不一样，六十年过去，事实上并没有出现一部与它抗衡的同类影片。
争论背后的党派分歧
如此延续六十年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了美国政治党派的历史差别。在麦卡锡时代，不仅麦卡锡本人属共和党，基本上也是共和党人在主推麦卡锡调查。站在被调查的对立一方，大多为共产党人，以及思想左倾的民主党人。而最后推动结束麦卡锡调查，民主党是一个主力。这段历史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历史情结也加剧了党派情绪，延续至今。
大家都知道，今天美国主要是两大派别，民主党与共和党，分别代表民众中的自由派（liberal）和保守派(conservative) 的思想倾向。由于麦卡锡时代在美国是个很深的历史烙印，而今天美国的主流价值中，共产主义又是一个公认很负面的词。看今天的历史讨论有时就会隐隐感受到弦外之音，感受到两边对党派政治比较投入的那部分人，在强烈涌动着的情绪，六十年不能平静。
这么说吧，在党派情结比较深的人心里，既然这一事件有党派关联，那么，“麦卡锡”假如是一场毫无道理的对思想的政治迫害，它就成为共和党，或者说保守派的“党派耻辱”，是始终可以被对方用来指责的一个武器，例如在今天反恐战争发生分歧的时候，就可以以此指责共和党政府采取的应对政策，只是简单延续了麦卡锡主义。只一句话，对方就可以闭嘴了。因此，共和党和保守派中那部分气愤难平的人，更认为一切争论必须追溯到麦卡锡，应该据理力争，让另一面事实说话，通过“指出真相”来为麦卡锡平反，以扭转这个被动局面。更何况，他们感到自己看到的那部分事实，没有被“好好说说”。所以，对一些党派意识比较强的人来说，对麦卡锡的评价，是给两党作“政治正确”孰是孰非论断的关键所在。
发明“麦卡锡主义”一词的赫布洛克，今天被大家认为是个有自由派倾向的人，例如他支持小罗斯福的经济政策等等。可是他与那些在六十年前对共产主义持有单纯幻想的许多自由派人士并不相同，他在1954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那张漫画，是赫布洛克在斯大林去世后表达他对斯大林统治的判断：画面上是套着袍子的死神，对刚来到面前的约瑟夫·斯大林说：“约瑟夫，你一向是我最了不起的朋友。”
对一张漫画，最笨的事情大概就是要用语言去解释它是什么意思。不解释兴许还有点意思，一解释可能就彻底没意思了。可赫布洛克是第一个“发明”麦卡锡主义这个词的人，就躲不掉被要求出来解释这张著名的“麦卡锡”漫画。他解释得还是很得体，“我对此并没有特殊灵感，这画只是简单用来表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苦恼，除此之外难以用任何其他方式表达。”
赫布洛克发表这张漫画，是在麦卡锡被卷入麦卡锡主义之后刚两个多月时画的（我知道这话听上去有点语病，可既然“麦卡锡主义”一词的定义已经超出了他的个人局限，这么讲应该也说得过去）。麦卡锡如日中天，事件还在高潮中，赫布洛克却是冷静的。我看到这张漫画、读到作者诠释，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十年，我已经看过无数版本对麦卡锡主义的谴责和辩护。可是，我回看赫布洛克，仍然能感受到他的与众不同。他超越了过度敏感的党派对抗，他看到事件背后的复杂性。在他眼中，主导麦卡锡调查的共和党是无奈的，也是正在“苦恼”中的美国一员。■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4)
东方早报 2009-5-30 22:20:47
一些历史学家把麦卡锡时代称为美国的“第二次惧怕红色”，而在第一次“惧红”中，更为激进深红的是无政府主义。
林 达
(“闭嘴!”——美国上世纪初关于“间谍法”的政治宣传画)
两次“惧怕红色”
人们常把美国民主党代表的自由派，和中国知识界经常提到的自由主义者相提并论，其实他们并不是一回事。一些在美国生活过的作者，想对读者解释这个差别，就根据自己的体验，概括地作出一个对应：就是美国的自由派对应中国的左派，而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应美国的保守派。
这个说法也并不准确。例如，今日美国两大派对核心价值观理解和认同的一致性，远远超过了中国所谓“左、右”两派的共性。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这个说法又有它一定的道理。今天的美国老自由派人士，在历史上，一些人可能加入过共产党，不少人曾经至少是同情过共产主义的主张。“红色”、“惧怕红色”都是美国历史上对立的政治指责。这只是一百年前开始的世界思潮冲撞，在美国的必然折射。
一些历史学家把麦卡锡时代称为美国的“第二次惧怕红色”（The Second Red Scare）。所以，有些人想强调，它和外部环境的压力无关，早在冷战中一系列苏俄红色间谍案发生之前，美国不是已经有过第一次“惧怕红色”（The First Red Scare）了吗？麦卡锡时代只是 “第一次惧红”的延续，只是对一种不同社会制度理想、对不同思想的无端恐惧和不宽容，原因只是因为它和“我们”不一样。所谓“我们”，就是“美国主义”，简单说就是美国不能容忍异端思想，是异端思想的迫害。
前面提到的女作家Ann Coulter一直坚持为麦卡锡个人辩护，在一次采访中，Ann Coulter要求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的著名主持人Bill O’Reilly举出一个被麦卡锡调查所伤害的无辜者例子来，O’Reilly举出了一个剧作家杜鲁勃（Dalton Trumbo）。Ann Coulter马上反驳说，这是和HUAC有关的调查，发生在1947年，和1950年才开始推动参院调查的麦卡锡并没有关系。这个例子被用于为麦卡锡参议员个人辩护当然有用，可是大家在讨论的“麦卡锡”已经超越了“个人”。它不能用来为“麦卡锡主义”辩护。这里提到的HUAC，就是“众议院涉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这个 HUAC，也早就被划在麦卡锡主义之内了。
两次“惧红”，确实都和共产党有关，都和红色根据地苏联关系密切，也都和世界大战挨得很近。可是假如说麦卡锡时代人们眼中的温和左翼是民主党、极端左翼是共产党的话，那么在第一次“惧红”中，共产党相比之下还算是温和的粉红角色，更为激进深红的当是无政府主义。
第一次“惧怕红色”
对“惧红”简单定义为无名恐慌和异端迫害，在今天很容易被美国年轻人接受。他们环顾四周，看不到美国共产党的任何影响，在国际上也很少再有和美国彻底对立、形成严重威胁的红色外部压力。人们会根据今天的经验判断过去，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他们很难真正体会，近百年前的世界和美国是如此不同。
第一次惧红时期也被称为“红色大恐惧”（The great Red Scare），开始于1917年。不但是美国本身社会状况复杂、内外交困，放大到世界范围，说世界大乱也并不为过。
那几年，世界第一次遭遇进入热兵器的现代世界大战。世界第一次遭遇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成功暴力推翻了一个大国政府。共产主义思潮如日中天。
对美国来说，美国长期奉行立国时定下的孤立主义原则：不要参与欧洲人为利益争夺的战争，好好过自己的日子。而威尔逊总统根据他对世界新形势的判断，却决定以参战方式，把这场将世界拖入灾难的世界大战“打停板”。于是美国第一次遭遇重大的参战决定。结果是，一次大战中的美国社会远不像在二次大战中那样同仇敌忾，相反出现了大量民间反战反政府宣传。
一切都搅在一起：比如说劳工权益意识的觉醒，很快和各种说法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和信仰搅在一起。苏俄反战对比了美国的参战，使得左翼民众对美国政府是否“恶变”，也形成思想混乱。反战的不仅有产业工人组织、有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有革命组织，还有和平主义团体和德裔美国人团体等等（美军是在和德军打仗）。而在苏俄榜样下，不少美国人，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推翻美国制度，追随苏俄，实现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目标。更不要说无政府主义者了，他们出生出世的目标，就是消灭政府。
而在美国政府一头，一边参与着世界大战，另一边，处理社会危机与处理战时紧急状态也搅在一起。美国邮局是联邦机构，当时邮局设监察员，决定凡是认定是对美国参战取胜有破坏作用的宣传材料，就不给递送，结果一些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出版机构因此无法生存。这简直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比如说一个意大利裔无政府主义组织，广泛寄发一份名为《给你带来健康》的小册子，其实内容是教你怎样做炸弹。面对巨大社会紧张，美国在1917年通过了“间谍法 ”（the Espionage Act），这个立法有战时法的意味，例如界定“凡是干扰军队行动和取胜”就是一种罪行，除了针对间谍，显然也针对了当时号召抵制兵役等等的反战运动。
1918年国会更是通过了“煽动暴乱法”（the Sedition Act），变成了“间谍法”的扩张。这一法案界定“对美国政府、国旗或战时的美国军队”，使用“不忠诚、亵渎、粗鄙恶劣和辱骂的语言”都是一种罪行。同时也界定：书写、印刷、出版任何反政府文字，都是一种罪行。这在美国是很不寻常的立法，因为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明确在宪法中维护公民的言论表达自由。这个立法重新界定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把一部分原本受宪法保护的辱骂政府和国家象征的言论表达，从言论自由的范围内给划出去了。虽然它实际上想防止的，是对民众的激进的大规模暴乱的煽动。
对执行“煽动暴乱法”的迟疑
今天生活在一个成熟社会，美国人自然觉得这样的立法匪夷所思，可是，只要看过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的人，就会理解这些立法是在怎样的刺激下产生。今天没有哪个人看到列宁站到台上，对劳工抛出手去大声疾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同志们……”会担心社会大暴动。但在那个时候，这样的鼓动，在每个刚刚结束传统农业社会、飞速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都可能引发“冲向冬宫”的暴动。因为当时新兴工业国遭遇的第一次，还有产业工人的大规模集中和贫困、劳资关系的紧张、还不知如何处理这些爆发的新问题。演讲中列宁的手，有力地抛出了俄国国界。今天我们谈论非常彻底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和社会成熟给出了很大空间有关。可在当时情况下，新思想的力量、语言鼓动的力量，对聚集的民众来说，等同于对着一堆浇了汽油的柴堆，扔出一个火把去。
社会尚不成熟。各种极端思潮和追随者的左翼组织，正风起云涌建立起来。这一期间，美国共产主义劳动党党员大约在一万到三万之间；美国共产党在三万到六万之间；社会党大约三万九千人。自认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美国人占了工作人口的约百分之二十。1919年，美国共产党在它的成立宣言中说：“共产主义不是打算要‘夺取’资产阶级议会的国家，而是要征服并且摧毁它。”而这些激进组织，和无政府主义马上卷起袖子干的劲头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现在看来，当时立法有点迫不得已快刀斩乱麻的意思，好像先压住阵脚再说。实际上，在立法后，“煽动”事件还是不断发生，可是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却迟迟没有真下决心动用这些条文去惩治，好像只是准备在最坏情况下迫不得已再用。一个典型就是第五十一任司法部长帕尔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曾任命帕尔默为战争部长，被他谢绝，理由是帕尔默自认是个和平主义者。他后来出任司法部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战争期间作为“敌国公民”集中居住的一万德国人立即全部释放。他手里有“煽动暴乱法”这个武器，可以轻易用来起诉各路极端分子和煽动者，可是他却迟迟没有动作。为此，帕尔默饱受各方责难，当时的国会领袖们以及主流媒体，都强烈要求联邦政府依新法逮捕起诉极端活动分子，甚至要求将其中大量非美国公民驱逐出境。当时的《纽约时报》就称那些参与无政府运动的移民是“反对美国政府的煽动者、无政府主义者和阴谋者”。
一个和平主义者面前的现实
我想，作为司法部长，帕尔默非常清楚这个“煽动暴乱法”是一个焦虑时代的紧急应对，此法本身和宪法是有一定冲突的。他一定也明白，立法是一回事，真正可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是那个执行者。
所以，帕尔默看上去是尽量不过度反应，不去利用现成法律条文给“言论出格”的人定罪。这样的处理方式在美国很普遍，在当时一些州也有相应的有关 “煽动罪”的州立法，有的立法保留了几十年也没有废除，其原因是，在特定的社会紧张时过境迁之后，检察官并不去用它起诉和定罪，就像一件历史物件被大家遗留那里。
可惜，极端思潮形成的危机确实存在，你要忽略它，它还不肯放过你，而这些危机引发的暴力完全可能来自一个美好理想。1996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还出过一本《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美国无政府主义的口述历史》（Anarchist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narchism in America）。作了一百八十人的口述采访。这些美国无政府主义者都表示，把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是一个乐观信仰：他们坚信所有问题都来自政府，当政府消失之后，人民都将生活在一个和谐社会之中。问题是，现有的“政府”又如何让它消失呢？比如说，美国政府。无政府主义的答案之一是：炸掉它。
于是在1919年4月底，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发起了一波邮包炸弹攻击。他们准备了一批邮包，还计划让这些邮包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在接收者手里炸响。这个节日被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主义团体等认为是他们共同的节日。这些邮包都包着鲜艳的绿色包装纸、盖着商家样品的印戳，里面却是一个要命的炸弹。
西雅图市长在五一之前就收到了邮包，幸亏他的办公室人员误拆了炸弹的另一头，所以并没有爆炸，邮包当然立即被送进了警察局。佐治亚州的参议员哈得维奇（Thomas W. Hardwich）就没那么幸运，他的女仆在拆邮包的时候被炸飞了两只手，哈得维奇夫人脸部严重受伤。
有的炸弹邮包因邮资不足被截拦。而已经被发现的炸弹邮包引起警觉，也幸亏炸弹邮包的包装相同，邮局迅速通知检查和截拦。纽约市的一名邮局工作人员，一下子截下了十六个炸弹邮包，也就救了纽约市的市长和警察局长，因为也各有一个准备寄给他们两位的炸弹。纽约市之外的其余邮包也被陆续截拦。虽然这一批只有三十个邮包炸弹，可是只要细看收件人名单，就可以看出策划者要全面摧毁美国的决心。
这个名单有美国国会来自各州的参议员、众议员，有行政分支的部长、行政官员，有法官、检察官，甚至最高法院大法官；有包括洛克菲勒的金融家企业家、有报纸编辑，还有警察局长、联邦调查局探员，有州长、市长。
另外值得一提，有一个被截拦而没有完成使命的绿色邮包，它的收件人正是这位和平主义者的联邦司法部长，帕尔默。■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5)
东方早报 2009-6-7 1:49:50
美国司法定罪太困难，妥协方案就是：我定不了你的罪，我送你走总可以了吧。
林 达
从邮包炸弹到华尔街大爆炸
司法部长帕尔默侥幸躲过了无政府主义的邮包炸弹，却不知更大危险还在后头。攻击者已经不满足小炸弹，正在策划下一波更大威力的袭击，准备在八个不同城市同时炸响。
这一批中型炸弹计划袭击的目标全部是政府中人。帕尔默再次被列入名单。距离上次的邮包炸弹才不过一个月，1919年6月2日，炸弹如期在八个城市爆炸，包括首都华盛顿，但是，没有一个他们打算炸死的人送命，却造成误伤死亡：一个警察，还有一个过路妇女。前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夫妇都差点被炸进去，他们住在对街，正好在步行回家的路上。
随所有炸弹，炸弹手还送出粉红色传单：“战争，阶级战争，这是在你们所谓秩序的强大制度下，在你们法律的阴影下，率先发动。必将流血，我们不会躲藏；必将谋杀，我们杀人是因为必须如此；必将毁灭，我们破坏是因为必须去除被你们残暴制度控制的世界。”
最恐怖的还是发生在司法部长家门口的爆炸。被派到帕尔默家去扔炸弹的叫凡蒂诺奇（Carlo Valdinoci），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出版机构的编辑，当时好像还没有自杀炸弹这一说，他是打算完成任务后活着回去的。可是，不知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有人猜测他是在台阶上绊了一跤，正好摔在炸弹上，总之就在帕尔默家门口，他把自己炸成了碎片。
这次设计的每个炸弹有二十公斤炸药，威力巨大。帕尔默的几家邻居都被爆炸气浪从床上掀到地上，而且炸弹是被装在厚重的金属容器中，一旦炸开，金属碎片极具杀伤力。警察在两个街区之外都还找到有凡蒂诺奇的肢体残余，他的头发头皮被甩上了对面房子的屋顶上。帕尔默一家都没有受伤，可是受到的震撼确实无法形容。
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袭击不仅针对官员住所，攻击目标还包括法院、警察局和教堂等等。大大小小炸弹还在源源不断而来。高潮是一年多以后的纽约市华尔街大爆炸， 1920年9月16日中午十二点，一辆满载的马车，行驶到华尔街金融中心的中心地带，马车夫在摩根总部大楼对面停下，车夫马上就溜走了。谁也没有想到，车上装着一百磅炸药和五百磅铸铁小部件。几分钟后，定时炸弹引爆，那匹不幸被选中的马随马车被炸得粉碎，铁件如子弹喷射出去，当场炸死三十多人，炸伤四百多人。死者只是一些普通人，书记员、交易员等等。直到今天，路人还能看到附近几栋楼墙上留下的炸痕。所以，前不久美国历史书俱乐部还在提醒大家：“9.11”并不是纽约市遭遇的第一次恐怖袭击，八十九年前的华尔街大爆炸才是。
躲不过的宿命
一直顶着各方指责、迟疑着不肯动用“煽动暴乱法”来逮捕起诉激进分子的司法部长，终于被炸得逼到这条路上。一些人认为，他后来的行动是因为个人受到的刺激，那天爆炸，他和妻子孩子刚刚睡下，假如不是杀手出意外，被炸成碎片的可能就不是凡蒂诺奇而是帕尔默和家人了。更明显的事实是，他是被盯上了，司法部长已经被人家认定是必须干掉的阶级敌人。我想，在一个民主国家，在历史事件中揣测个人动机，有时没多大意义，那不是一个“个人说了算”的国家，而探讨事情的大局发展和推动，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可以看到整个国家面对历史难题的反应、思考和发展步履。就这个案子来说，作为一个“个人”遭遇这样的刺激，当然会改变他的看法。可是，也必须看到帕尔默开始采取行动，绝非是一个“个人报复”事件。帕尔默被追着炸，不是因为他是帕尔默，而是因为他是美国司法部长，是正在被一些极端组织打算消灭的美国政府的一个部分，他家的炸弹是对美国攻击的一部分。他采取行动的反应不是个人反应，是一个国家政府的必然反应。哪怕这一系列炸弹中没有对他个人的袭击，作为司法部长，他也一样坐不住的。
帕尔默和平主义的来源是他的基督教教友派信仰，教友派在美国是出了名的“和平”。相对来说，帕尔默应该比其他官员更温和。可是，在这样一个年代，在这样的位置上，作为联邦司法部最高官员，他的名字要和这个在历史上声名不佳的立法连在一起，已经是躲不掉的宿命：虽然他当时是在威尔逊总统的直接命令下才开始行动，后人最终还是把此后的执法行动称为“帕尔默袭击”（Palmer Raids）。执法行动普遍针对左翼团体，包括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的极端组织。帕尔默自己也终于相信，共产主义思潮正在“啃出一条路直通美国劳动者的家”。
这个称为“帕尔默袭击”的行动此后饱受争议。它主要涉及对激进组织成员的大规模逮捕，以及对一些激进分子的窃听。后世争议在于，一是这些窃听没有取得传统上美国法律规定的法庭许可，虽然在“煽动暴乱法”之下，这样的窃听是“合法”的。所以，争议主要还是来自立法本身；争议之二是关于“移民递解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一个妥协方案
道理很简单，逮捕并不等于定罪，逮捕的只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罪犯。司法部是属于总统一路的行政分支，和法院没有关系。司法部长手下有警察和作为公诉人的律师，权限只到逮捕、起诉为止。而法院是三权分立政府中的司法分支，严格独立于其他分支。法庭定罪仍然要求极为严谨的证据。所以，帕尔默只能尽量收集证据提起起诉，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抓了还是必须放掉。2005年，Charles H. McCormick就根据对大量当时联邦调查局文件和其他资料的研究，出了一本书，叫做《没有希望的案子：对惧红时期恐怖炸弹手的追猎》（Hopeless Cases: The Hunt for the Red Scare Terrorist Bombers），道出了当时要给激进分子定罪的困难现实。例如“华尔街大爆炸”，抓了三十个嫌疑人，却因为证据不足，一个都没能定罪。
问题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并不等同于这名被告就没有犯罪、放出去对社会就不危险。
所以，急于遏制激进分子扩张消灭美国，却又在严格的司法程序面前屡屡碰壁、无可奈何的行政分支，就只能求助于和移民递解有关的法律了。
现在的人回顾历史，提到1918年“煽动暴乱法”的更多一些，因为它涉及和宪法权利法案相关的言论自由，最为触目，事后受到抨击和司法挑战也多。而注意“1918年移民法”（the Immigration Act）的就比较少，其实这个移民法也是因同样原因被推出来，其中有这样的条款：“凡无政府主义者的外国人，凡相信或提倡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或推翻各种法律的外国人，凡不相信或反对各级政府的外国人，凡提倡或教育暗杀公共官员的外国人，凡提倡或教授非法破坏财产的外国人”，另外，凡“参加或者接近”某个符合上述情况之组织的外国人，“都将被拒绝进入美国”。
政府在无法给激进分子定罪的时候，就从移民法找出路。因为整个事件本身很美国特色：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大家都是移民，就连激进组织、极端分子，也大量是移民。比如说那些打定主意要炸掉美国的炸弹手们，都被称为“加利阿尼分子”（Galleanists），因为他们都是追随一个叫加利阿尼（Luigi Galleani）的意大利人，就像俄国人追随列宁一样，这些追随者也有很多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
假如留在家乡，他们也会同样和意大利政府作对，他们只是理想主义者而已。可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你要追求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理想，你去和你们自己的政府作对吧，不要革命到我们这里来。所以从道理上来说，一个国家不容许那些致力于消灭这个国家、专来扔炸弹杀人的外国人移民进来或已经进来的要把递解回他们自己国家，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美国司法定罪太困难，妥协方案就是：我定不了你的罪，我送你走总可以了吧。
加利阿尼其人
之所以诉诸移民法，是因为这一部分运作，即移民和公民归化这一摊，是归在行政分支管。在当时也和美国劳动部有关。这样一来，就避开了严格的司法程序，和司法分支的法院不沾边了。作为行政分支的总统和司法部来说，当务之急只是要摆脱威胁国家的危险，而不是一定非要把这些人关进监狱。所以，只要能送走就是上上大吉。于是在这几年时间里，共有五百五十六个外国人，依据1918年移民法被递解出境，离开美国回家。其中就有那份宣布“阶级战争”传单的印刷参与者，还有加利阿尼本人。
加利阿尼的一生是国际职业革命家的一生。他本来是个读法律的意大利大学生，被无政府主义吸引，弃法律而从革命。他在意大利被追捕就逃到法国，在法国被驱逐就去瑞士，瑞士发现他是个危险的煽动者，再次驱逐了他，他回到意大利，最终因为和警察冲突，被关五年。五年后他从西西里出逃，到达埃及，因为怕被引渡回意大利，就通过英国逃往美国，1901年，四十一岁的他下了船，成为美国无数一贫如洗新移民中的一个。
对加利阿尼来说，他只是换了个地方，他的志向没有任何改变。他是一个天生鼓动者，也以自己是一个革命鼓动家为荣。他能够广泛宣扬一个号召行动的政治哲学，激起人们的斗志，他的一个追随者说：“你只要听了加利阿尼的演讲，没出演讲厅的门就想去干掉第一个碰见的警察了。”此言不虚，1919年2月，就在邮包炸弹前几个月，四个麻省年轻人听了他的演讲，第二天就去纺织厂放炸弹，因为是生手，结果四个人全被自己的炸弹炸死。他的追随者在美国各地都有，他们安置的各种炸弹不胜枚举。不仅是炸弹，1915年，一些加利阿尼追随者还在芝加哥一个两百人聚会的汤里下砒霜，幸亏下得太多，受害者立即吐翻天，吐光了毒药也就没有人死亡。下毒者成功逃亡，并没有受到法律制裁。
在1919年6月2日大爆炸之后的三个星期，加利阿尼被遣返意大利。意大利政府也吓坏了，有很长一段时期只准他住在意大利外岛，而不准他住在内陆。最后他在自己的母国活到七十岁寿终正寝，那是1931年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今天美国文科教授自由派居多，如作者方纳（Eric Foner）写了那本很有名的书《美国自由的故事》（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已被翻成中文出版。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讲座教授，是美国很有影响、得过史学界几个大奖的历史学家。他的书中认为“数千名激进分子遭到逮捕，数百人被递解出境”的原因，只是“镇压不同政见的运动”，他引用当时一家意大利裔美国人报纸的话说“自由这个词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谜”。但他并不介绍这些“不同政见”推动了怎样的恐怖袭击，不提诱发递解的一波波暴力攻击。这样，阅读历史的人也就一直停留在天真烂漫的“思维清纯”时代，不知道不论是历史还是今天，要面对和处理的现实都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