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22/读书:《父亲的战场》第三部分(3)

高黎贡山

从保山出发西行,在快到怒江的时候就看得见遮天蔽日的这座雄伟大山。我第一次见它是1989年,当时无知,只是惊叹它的高耸、连绵与险峻,浑然不晓得这座山遭人遗忘的壮烈岁月。十年之后的199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敏说起这座山:高黎贡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拔最高的战场。她只是轻轻的一句,刹时间,历史就为地理染上了色彩,那座山在我心里有了生命。

也是在那一年,我驾车越过高黎贡山,那时山上公路还没有铺柏油,有些路面还是拳头大的石块铺成。只记得那山似乎永远上不完,无尽的转弯,车越开越高,越开越冷,因为开着车窗,车里的人全从怒江边的短袖T恤变成了夹层的防寒服,然后,开始下山了。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仅仅五年之后,我竟然有机会和朋友一起用双脚踏进这座山的深处。

2004年深秋,孙敏、延康、李正老师和我一起来到高黎贡山西侧的界头乡,我们决定从腾冲方向出发翻过山去沿路考察。这条山路是当年远征军反攻时走的两条路之一,不过我们是迎着他们走的。出发的前一晚,夜宿山脚黄家寨,乡上帮我们请了三位马,其中年纪稍长的穆大哥是往来这条越山古道的常客,他兼任向导,正好也带一带没怎么翻过山的侄子。延康心细,在县城里就买好了一箱当地名产的小烧酒,早早地给了老穆,告诉他,路上一起喝。山里人实在的很,生怕对不住客人,从黄昏就开始忙未来三天的物资。锅、碗、烧水壶、人的粮食、马的饲料、青菜、猪肉、穆大哥家的腊肉、压缩干粮和饼干加上巧克力,唯恐饿着肚子走不动,唯恐赶不急烧饭饿肚子。另外,帐篷、睡袋、防潮垫、换洗衣服加上牙膏牙刷洗脸毛巾和电筒电池药品绷带创可贴,四匹健硕大骡子的驮架装得满满的。四个人,三天的给养就用了四匹骡子,我们自己看着既不好意思,又唯恐考虑不周在山上遭遇不测。这样奢侈的考察队伍竟然还是英雄般的创举,因为所有的滇西抗战史研究学者们,除了李正老兄,竟然轮到我们这几个半路入伙的做第一拨实地探察高黎贡山战场的人。天天听田野调查这么时髦的词儿吊在学者们嘴上,可他们中的很多人竟然没动过腿。

早上出发的时候,早起的乡亲们散落地站在路边,目送我们一字形的上路,那一刻,心里突然有一点酸楚,几十年了,爷爷辈的山里人先是看着专员、县长和本应守土保民的溃兵涌过此地,又戏剧性地等到了中国军队的复仇之师杀了回来。转眼之间,山里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却换了后辈人看着城里号称学者的家伙们来寻找和遗骨有关的事了。山中数日,世上千年,如此惊奇的感受只属于喜欢走路的人们。

小时候听说高黎贡山这地名,总觉得有点外国味道,而且远在天边。那时候中国贫寒而闭塞,换全国粮票都要出差证明,遥远的那座域外之山根本与我这个孩子无关。几十年之后,当我开动双腿奋力攀山的时候才惊觉,这座几十年前就潜伏在我内心的怪名字的山有多美。

孙敏告诉我:一座高黎贡山丰富了欧洲皇室的后花园。我相信这是真的。一个世纪之前,战乱饥馑的中国还没有植物学家这个行当的时候,人家的科学家已经满世界乱跑了。这座丰饶的大山在为欧洲皇室增添异彩一个世纪之后,才被惊喜的附近城里人发现价值。可惜痛骂洋鬼子偷窃掠夺物种的自己人干得还不如人家,他们只是从山里人挖下来的野生兰草里翻拣出自己中意的株苗,甩下不多的钱就走了。几年之间,保山就给自己起了别号“兰城”,大理也成了野生兰花的中转站。那几年最火的时候,走在这两个城的巷中,凡是门禁森严,铁网高墙,犬吠如雷的主儿基本都和兰花有关。传颂千年的“四君子”中喻来清贫自赏的兰,竟随着改革之风与富贵甚或暴发勾肩搭背了。

山上是真美。无数你叫不上名字的植物鬼斧神工般地自己铺排成了花园,比任何园丁侍弄得都和谐。当时正值深秋,想着没赶上山花烂漫的季节,可一路向上,没有花的山上植被色彩之丰富,恐怕把所有皇室花园加起来都无法比其万一。小时候上语文课,老师经常对解释形容词犯愁,但我知道,这山下的孩子上语文课,老师不必费口舌于“层林尽染”这类形容天地之大美的词汇。

美是真美,累也真累。从界头东行上山,除了开始的一段稍微好走,山势越来越陡,相当多的路段,羊肠小道真是只有一肩之宽。快到山脊之时,几乎垂直着上攀,那条千年古道是被历朝历代的行善者和官家维护着的,大多铺有石阶,可在那样陡的峭壁上,石阶即便之字形的扭来扭去,每一蹬怕都有近一米高,光有腿上不去,一定要双手扒住台阶,用力撑,一条腿先上去,再四肢并用像乌龟一样爬上去。我之所以说这么细致,因为你一定要知道,那里也已经海拔三千米了。以军人的眼光看,在上世纪40年代初,徒步的日本陆军真是幸运,这样本来险如剃刀的地形,就这样空无一人地让日本人甩着手翻过山脊直抵江边。可惜这样的遗憾,在1942年的滇西大地俯拾皆是。

一个兵都没有吗?大军垮是垮了,正装的专员和县长也从这条路跑了,可按照上峰的部署,山西侧本来是留有正规军打游击的。那么多老兵都回忆说三十六师和预备二师的小部队分别在这边打过游击。可我真奇怪,即便是打游击,在这样的险路上为什么不设伏呢?山那边的栗柴坝渡口被日军追过去,用机关枪扫死了二百多从缅甸逃回祖国的侨民。在这种对防守者极有利的要道阻击,不敢说万夫莫开,只要有两挺轻机枪,再加点手榴弹和飞石,弄死二百鬼子应该不难。关键是,军人没在打仗。

穆大哥给我们讲了一支打游击的军队故事,没番号,没日期,但是山里人不编造这种东西。只知道事情发生在一个叫大塘子的地方。这种叫大塘子的地名,在高黎贡山两侧到处都是,但在美军的作战记录中只有一处,是在高黎贡山的东坡百花岭一带。穆大哥这个大塘子显然不是那一个,他们所指的是山坡处经常可见的浅水池塘,那种池塘的最大价值是让水牛洗澡,也叫牛滚塘。水牛是那时山里农家最重要的资产,堪比今天小康人家的东风牌卡车,那大塘子就是汽车保养的地方,很有地标意义。在那个塘边,一群打游击的中国军人遇到一个放羊的,就想买两只羊来吃,那牧羊人不卖。

其实故事讲到这里就已经有意思了。因为那群军人是保家卫国的中国军人,碰上自己的老百姓放羊,饿了,想买羊,那放羊的自己人不仅不主动用两头肥羊来支前,居然还不卖。

故事前半段有两处要解读:一,军人肯定出价低,人家觉得亏,所以不卖。这种可能性从那时杂牌国军的本性看可能性很大,一群奉命打游击的兵,没有具体作战任务,也没有可靠的给养来源,钱不多,又正好缺乏监督,仗着手里有枪,想便宜行事是正常的,能开口说买已经够意思了。二,那放羊的根本不知道啥叫抗日,所以这支军队和我无关。高黎贡山西侧的界头乡,地旷人稀,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无战事,那放羊的既不识字,也听不到广播,连当兵的可能都是头一回见,打仗和我有啥关系,人家根本没有慰劳子弟兵的念头。

当兵的连钱都不给了,直接开枪打死二只,收拾干净煮了。一口都没吃上,枪响了,用穆大哥话形容:一群兵打死完了。他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只跑掉一个,还有一个栽在锅里死。那放羊的喊了日本人为自己讨债来了!

这种故事是不能追细节的,永远追不清楚,因为这种口口相传的事件早已丧失最重要的元素,而添油加醋地变成了无法推敲的演义。比如说,那口锅如果大到煮得下两只羊,还能让挨了枪的人栽进去,起码要有一米的直径。那么,这支部队至少有一个排,要不然,他们没必要背着这么大的行军锅满山跑。再比如,羊肉都没煮熟,日本人就到了,从放羊的下山,再到日本人回来,还要悄无声息地完成包围,除非那放羊的自己就是日本探子,否则绝无可能。

但这个故事在黄家寨这个村子里尽人皆知,而且那个带路的放羊人连姓名都有。孙敏细问下去:这个家伙在反攻后遭枪毙了吗?回答是:没有。村里另一位老者也曾讲过这件事:那个叫王家禄的人是病死的。他一直活到解放后,也有老乡提出过他的这段劣迹,但那时的政治形势,领着日本人打国民党已属于狗咬狗的性质,何况人家是贫农成份,没法定罪了。

我们只知道了一件事,就是那些本应在山路要隘处设伏布防的军人,基本上没干该干的事,要不然,既不会让日本人那么畅快地遛到江边,也不会给自己惹来被哪怕再无知的同胞出卖的杀身之祸。顺便说一句,在煮肉的时候,连个哨兵都没有。这样的军队,是肯定打不了仗的。

在滇西做了几年调查,有点类似这样自己人领着敌人杀害或者伤害自己人的事听过一些,每一个都让自己难以言喻的寒心。为什么这样让我们不仅揪心,而且被敌人耻笑的悲剧那么多的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那么多的让六十年后的我们用疼进骨头来体验当时的亲者痛而仇者快呢。

在山上还流传着另一个肯定真实的秘密。在快到山脊的北斋公房废墟歇脚的时候,穆大哥指着将抵的高处说,远征军快要反攻前,占据高黎贡山的日军征集了二十多马和驮马,往山上运送了许多趟弹药。除了一位姓黄的因为大脖子病,最后一天没去,其他人都没回来,估计全被日本人杀死了。那个黄马后来告诉乡亲们,弹药都是运到接近山脊的一个凹处,叫滴溜水。

滴溜水,好诡异的地名。临踏上山脊之前,穆大哥往左侧指了指:就是那处了。后来有村里人上山找了几次,没有找到那些屯着的军火。村里人不是军事发烧友,他们上山寻找这批军火也没有学术目的,只是找钱。六十多年前,所有的子弹壳都是上好的黄铜制成,在五十年代一个弹壳可以卖一分钱,穆大哥村里有一家靠上山捡弹壳卖了三百块钱,买了一头上好的耕牛。李正老师讲,他的少年时代也是靠弹壳来解决上学路上的早餐,那时在腾冲县城的早点摊上,弹壳似乎具有小额货币功能,就像今天小店里找零钱给口香糖一样。

按照当年中国军队攻上山脊的速度,那恐怕有一百几十驮的弹药不可能消耗完,甚至大部分应该都没有被使用。因为日军是为起码坚守到十月准备的。我们今天的旅游业绞尽脑汁寻找资源,其实这高黎贡山的军火遗存没准儿真能召来成千上万的发烧友呢。在第二次为拍摄纪录片《寻找少校》再翻高黎贡山的时候,同行的《凤凰周刊》主编邓康延在山脊的日军战壕里,毫不吃力地就寻获了一颗日本三八式步枪的子弹,没有打过的。刚刚挖出来有点铜锈,他仔细擦了擦,锈就掉了,通体散发出金属的冷光,虽然已经埋了六十多年,但如果装在枪膛里应该打得响,打得死人。

高黎贡山的山脊就和刀刃一样薄,朝向西面的那侧简直就像一面巨大的石墙。二次攀上山脊的那一刻,我都会回头看着山下深深叹息,中国败军的无心防守,使日本人那么轻松地占据了这处天险,连吓唬他一下的事都没干一件。

山脊东边面向怒江的这面,一改西侧的肃杀,全是茂密葱茏的植被,连古道边的山头上都遍生着松林。不幸的是,这山脊的东边竟然也是那样的易守难攻,所不同的,这些山头像钳子一样夹紧着那条唯一的古道,而且宽阔平坦的山顶那么适合修建容纳大量部队的永备工事。命运弄人,西边适合少量兵马绝地坚守的地形我们一弹未发、拱手相让。占了东边的日本人一刻没闲着,把我们偌大的高黎贡山变成了人家的要塞。小时候看领袖们的著作,扉页上必有一句经典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时候真以为走遍天下,穷人都是一伙的,所谓“亲不亲,阶级分。”直到几十年后看着滇西土地上密如蛛网的作战坑道才明白,这些来自日本北九州的矿工兄弟根本没拿咱们当一桌上的穷哥们,中国人不论贫富根本都是菜。

在这处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拔最高的战场上,荒凉了六十年的战壕竟然还有大半个人深,从战壕里生出的松树都有钢盔那么粗了。站在那片纵横交错的工事群中,恍然间似乎回到了历史,哪个位置是炮阵地,哪里架着机枪,战壕里涌动着饥肠辘辘而仍拼死抵抗的日本伤兵。被风卷着疾走的云像滚动的硝烟从战场上?过,一阵紧似一阵,山上奇冷,这个地方就叫北风坡。

沿着战壕沿伸的方向往东走,俯视山头下面,山谷变成好大一片平地,细细的无数小溪流清澈地在碧绿的草间流淌,夏天的时候,那片草地上会开满成千上万的花。这样坦陈于防守阵地前的平坝,军事术语叫开阔地,对于进攻者这是必经的火海之途。当年的中国远征军就是从这里对包括我站脚的好几座山头发起攻击。而防守者居高临下,用几处交叉的弹雨扫射向那片躲无可躲的宽谷。那地毯一样美丽的花圃里,如果卧满战死的军人,是什么景象呵。那片草地三面,都是据守垭口的山坡,坡上密布着缠人腿脚的刺藤,和过膝而又无法提供庇护的灌木,那些灌木丛中至今可见隐藏其中的单兵掩体。向上举步维艰,打不上去往下跑,百分之百被地藤绊倒,等着狙杀的子弹来取命。我试着从山头上顺着并不太陡的山坡走下来,但每走几步都会被鞋带般的藤蔓绊住,那细细的藤条比鞋带结实多了,根本扯不断。就是这些细藤,有谁说得清替日本阎王拴走了多少中国生命。

我无法想象中国军队终于清除了山上顽敌的心情。那时的他们肯定无心遐想,脚下这海拔3200米的高黎贡山脊,竟是全世界绝死厮杀的战场之巅呢。当时一位中国团长陶达纲记录了山头的景象,他最惊骇的是看到有早几日死掉的日军尸体上屁股和大腿的肉被割掉了,而且隐蔽的角落里有黑黑的人的粪便。陶团长因之判断,那困守山顶的日本人在最后几天,已是靠着吃同伴的尸肉生存了。陶团长是个厉害角色,不在于他那时是如何的英勇而且充满智谋,而在于就是那样的提着脑袋征战,居然还坚持着阅读的习惯,并在战后许多年以将军之身读取了博士学位,而且所修专业完全与军事无关。然而他没记一句在山顶插上中国国旗的豪迈心情,他那时庆幸自己的胜利,因为他向师长叶佩高递了军令状,打不下这个山头,死给他看。那时的中国军人常吟此句:我生国死,我死国生。能活着见到祖国又向重生走了一步,今天的我辈嘴里叼着刀子也没法体会那种和死神玩命,玩赢了的悲壮。

高黎贡山东坡一路都是战场,老穆大哥讲到的每一个地名,孙敏都在当年美军新闻处的战报里一一对应着找到。大如堪称血战的灰坡,小的只是一个日军顽强的机枪阵地石黄牛。真正一路都是战场,因为路本身就成为了战场。山东侧的千年古道,由于漫长岁月的人踩马踏,从山梁上生生把古道踩进地面两米多深,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几公里长、一米多宽的战壕。而且两面的树冠盖在上面,在路壕里穿梭行走,天上飞机什么也看不见,还不晒太阳。每隔几十米,路壕就被日军挖开小口,外面构筑了单兵掩体,以便监视与防守可能从侧面偷袭的进攻者。路壕内面侧壁,散落着今天我们叫猫耳洞的士兵临时居处,既可打开铺盖休息,还兼以防炮和空袭。

那山上自六十年前战后,除去当地的翻山者再无人来,所以一土一石都没有人为的更动。战场遗迹历历在目,处处都能看出日本军人为了盘据此山下了多少缜密的心思。而山西侧,在我们手里那么多年,从1937年到1942年5月,中华大地上我们和敌人打了那么多年仗,天险高黎贡山连散兵坑都没挖一个。相比于一丝不苟的敌人,真让我替父辈们汗颜。

高黎贡山上最凶险的恶战发生在唯一寸草不生之地——灰坡。上千米的高差,超过七十度的陡直土路,半尺多厚的浮土,故而得灰坡之名。我们恰是从山上下行,全靠手中的竹杖步步支撑,小心地从极陡的土路绷着全身肌肉下山,脚趾带着全部重量顶在登山鞋尖最狭小的一面,几步之后就已疼痛难行,疼到每挪一步都要咧嘴大叫一声。那土真大、又真轻,五六个人蹑手蹑脚的轻轻滑过,漫天的黄土飞扬,好像千军万马在下山,鼻子里全是泥。这还是我们幸运,正逢当地的干季,没有雨。

1944年5月,反攻发动之时,怒江峡谷的雨季也如期来临。想想吧,那半尺多厚的浮土全部变成胶泥,穿着草鞋的中国军人们要怎么仰攻这个要命的灰坡。在半尺深的稀乎乎的胶泥里走过路吗?踩下去像油一样滑,拔脚起来却比胶还粘。陡坡上,顶着泼水一样的弹雨,还要顾着脚下,一不留神,只要跌倒,几百米一路跌撞着滑下去,必死无疑。所有的参战者,只要听过、看过他们的回忆,无一例外都在诅咒那个该死的灰坡。年轻的美国陆军中尉夏伯尔,就与几百位中国军人一起献身灰坡。仅仅二十一岁,那个年纪的帅小伙,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拉过,就战死异国。六十年之后,在美国陆军的档案里,他登记的两位联络人只有他的父母,他的双亲辞世之后,再没有一位美国人能给我们讲述他短暂而光荣的生命了。

山上还有一个令所有翻山者闻之色变的恶魔,一种叫旱蚂蟥的虫子。这种虫子之重要,只要你靠近高黎贡山就注定有人对你谈起它。其实这种虫子在南方很多山区都有,比如四川的旅游胜地海螺沟,但似乎在滇西和缅北一带最为密集而凶猛,我一开始总以为真是此区域这东西特别多,后来细细一想,高黎贡山的古道和缅北野人山一带根本就不适合此物生长,因为没什么人也没有太多哺乳类供它吸吮鲜血,物竞天择,食物链接不上的品种怎么可能疯狂繁殖呢?

谜底竟然是战争。恰是因为战争,那些本来荒僻的古道上一时间聚集了几万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对于本已嗷嗷待哺、艰难度日的旱蚂蟥,真是大肆繁殖的天赐良机,因为吃不完的食物排着队送到嘴边。

一路采访,翻过此山的老兵们都在讲两种虫子,蚂蟥和蛆,一种吃活人,一种吃死人。

那一年,山上吸血的虫子怕要撑死,那么多人挤在一起任凭它们咬,而且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因为能让虫子咬是幸福的,证明他还活着,天上飞着的是比毒虫凶狠无数倍的子弹和弹片,让它们咬一口,虫子就再也不咬你了,因为血流完了。要过好几天,别的虫子才会再来光顾,而且只剩下苍蝇一种,那时它们是要在你开始腐烂的躯体上产卵了。亲历者们平静地告诉你:尸身上爬出的蛆排成一条条白色的河流,缓缓蠕动。几十年之后我坐在山上看着无尽的美景,只要一只苍蝇从耳边?过,我都会闪电一样想到它和那一条条蛆河的血缘关系。

我们两次翻山,都做足了经受旱蚂蟥的心理准备,随时等着听到同伴突然发觉腿上、甚至脖子上吊挂着手指头般大小吸血鬼的骇人尖叫,可竟然一声都没有。两次都陪着我们的穆大哥说,第一次已是初冬,过了雨季,旱蚂蟥都已蛰伏过冬了。而本应铁定遭遇的第二次,按规律已进入雨季,却破天荒地连着十几天滴雨未下,虫子不出来。

六十年前的中美日三国军人真是没有这个运气。除了虫子,那雨、那没日没夜就像天漏了一样的雨,可远不止我们今天没带雨伞淋成落汤鸡那么简单。今天如果你不幸淋得透湿,在你脱下紧贴在身上的湿衣服,飞快地打开喷头,用暖洋洋的淋浴使刚才的历险成为浪漫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同样也只是湿漉漉的这身衣服,已经成了当年多少军人的夺命绞索。

高黎贡山上的季节顷刻转换,翻越山口的时候人裹在防寒服里发抖,下到山底江边,也有一千米的海拔,却大汗淋漓地吃着当季的西瓜。可是就在山腰上,只要一阵雨,可以把美如锦绣的这座皇室花园眨眼间变得比阎罗殿还冰冷。中国远征军五九四团团长陶达纲亲眼见到一个士兵冻死在本应温暖的五月。他回忆那个夜晚,长长的士兵队伍拥挤在鸡肠子一样狭窄的山路上,全无遮挡地任凭雨淋。他听见传来一句低声的咒骂:他妈的雨!然后一个士兵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在这样的季节开始的战役,准备了那么久才终于发动的战役,冒着弹雨和天雨攀上如此高山的几万士兵,竟然没有雨具!以至于战役开始后,美国空军向战场上的中国军队紧急投送的不是弹药和食物,而是七千件胶布雨衣。在那个战场上,每一件雨衣都是一条人命。

那仗本应在半年前的旱季开打的,但蒋先生翻来覆去地往后推时间,为了得到美英盟国更多的援助和承诺。开始看到这段历史,只想到蒋介石与美国人就在自己国土上的反攻还价,一副青皮嘴脸,拖到天雨如注的时节,多少士兵枉死。后来读到黄仁宇先生的一段说法,他认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而日本士兵们是从不计较作战条件与环境的。所以也是在抗战中,蒋先生向一位将军询问战事进展,将军告诉他:在下雨。蒋介石眉都不皱一下:没有雨。黄仁宇先生讲,蒋介石当然知道是在下雨,但是他的日本士官的学养让他从骨子里忽视一切艰险。

我想到在那片战场上,每一位高级将领都会喜欢蒋先生这样决死的士官,可惜的是,这位士官思维的军人不幸成为了中国的军事统帅。一句“没有雨”,而冲上战场,于单兵可能只是皮肉之苦,而于十万之众的大战役,就是在弹火之外凭空再冤死掉的上万年轻生灵。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没有雨具,蹬着草鞋,衣不蔽体,食不裹腹,黄皮寡瘦,目不识丁的在冷雨中滚得像泥猴一样的父辈军人们以成千累万的血肉之躯打下了那座耸入天际的大山。高黎贡山之战,打到几位被严令不上火线的美国军事顾问与中国兄弟一起冲锋,一起阵亡;打到智勇双全的抗日名将叶佩高师长几次因为久攻不下竟要吞枪自尽,打到日本人靠吃同伴的尸肉苟活与顽抗,打到尸身上的蛆虫排成白色的河流与人争道,打到山上血色的溪流竟然染红了几十公里外本应碧绿清冽的汹涌怒江。但是,我们胜利了。

这个被忘却了多少年的高黎贡山之战于我们饱受屈辱的国家是有着多重历史的地标意义的。它标志着中国军队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对强悍的侵略者发动坚决的反攻;它标志着中国军人的坚韧、勇气和顽强一旦被激发,丝毫不怯于素以敢死著称的敌国军人;它标志着就读于日本军事学校的许多中国将领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有足够的信心和智慧打败曾经的老师;它同时标志着在五大国中其实最为贫弱的中国军人们取得了反法西斯战场的海拔最高的胜利。

在高黎贡山垭口的北风坡,李正老师专门看了手中的海拔高度表:3190米,那里距离垭口肯定不止十米的高程。我们望着眼前那片小溪纵横的开阔地,六十年前的那个五月,那片绚烂的花丛中,曾经仆倒着多少我们年轻的父辈。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说,他想在那片比花园还美的湿地上建一座雕塑。我想象着他描述的那座纪念碑,那是一位已被大半掩埋的战死者,浮出花丛的洞穿的钢盔,挣扎于泥土外的一只穿着草鞋的赤脚,削瘦而青筋裸露的手臂,和仍然紧握着的那枝步枪,刺刀指向山巅。在那柄按比例超过十米长的刺刀上,镌刻所有参加过那场伟大战役的将士们的英名。

我真希望看到那座纪念碑的建立。我还希望在我们小学的地理教科书上在介绍高黎贡山的那一课加上这样一句:在这座山上,我们中华民族取得了一百年屈辱之后海拔最高的胜利。我确信,这句话,比纪念碑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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