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22/读书:《父亲的战场》第三部分(2)

功果桥

1990年的时候,我的朋友刘小宁到云南拍电视剧,片名叫《功果桥》。那时我正好到云南出差,住在省电视台招待所,正在院子里瞎转悠,被四楼上的他看见了。他快乐地给我讲这座有着稀奇名字的旧桥故事,我听得稀里糊涂的,只知道在中日战争的时候,那桥很重要,日本间谍要去炸它,终未得逞,最后死掉了。刘小宁就演那个日本间谍。这是我第一次看他扮坏人,以前他都是警察或者解放军特种部队角色的不二人选。

那次还跟他去了昆明郊区看他们拍戏,一片小土岗子,刘小宁这个鬼子鬼祟地躲来躲去,突然几处小药包凭空炸响,飞起几顶草帽来,刘间谍挥着手枪,左右开弓,冲出硝烟,跑远了。我问小宁这是什么戏码?他告诉我:这是在桥边,日本间谍试图逃跑的一段。我再也没有兴趣了解那座桥的历史故事,想着这么平淡,居然值得拍一个戏。

十三年之后,我站在了功果桥边,桥下是澜沧江亘古的激流。巨大的钢缆绞接在两岸大山脚下,在峡谷灿烂的蓝天中闪出铁黑色的光芒。几十道钢索中,有许多处都另外用密匝的细钢丝缠绕着,还打了钢夹板。我问叔亚,这钢缆上怎么这么多伤痕?叔亚说:全是日机轰炸的弹片所致。旁边石基上还有一个炸弹直接命中的弹坑,所幸离缆锚有几米之遥,未撼动大桥的根基。黑黑的硝烟痕迹,至今清晰。桥的两端都是大山,沿着江边挖出仅容大约两辆汽车对行的公路,桥头的山体上还开凿出永备工事,用于对军事要地的防卫。

在战争年代,这座桥边驻满了军人和工程人员,因为这座桥不能断,整个怒江前线的全部给养都要通过这座桥运输。我忽然想起刘小宁他们那个戏,我怀疑那戏的编剧和导演从未亲眼见过功果桥,因为桥旁边就没有一块昆明郊区那样的平地供日本特务潜逃,另外,那鬼子一旦被发现,根本也没地方跑,当年那地方中国兵太多了。我也没有在心里追打那位编剧,毕竟在十多年前公路条件太差,一路走半个多世纪前的滇缅公路来到此地,也是一件大工程,而且多亏了他,让我那么早就知道了功果桥。

我们在离桥不远的一位老妈妈家里借宿,她讲给我们,当年那路上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年轻的她想到路对面去,有一次竟站了整整半天都穿不年轻的她想到路对面去,有一次竟站了整整半天都穿不的她想到路对面去,有一次竟站了整整半天都穿不过去。听着她的话,凝望着黄昏中的旧桥,想着刚才在桥边那么久,一共只过了两辆破破烂烂的汽车,突然为这座桥感到凄凉。我们的国人真的那么健忘,把这座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桥忘掉得那么干净吗?

丰腴的晚餐主菜是院子里刚才还活蹦乱跳的那只大公鸡,它为了房东大妈怕亏欠我们饭钱而牺牲掉了,留下一地似乎尚未成年的童养媳。由于周围都是山,天早早地黑了,手机没有信号,电视只有闪动的三个台,除了江水隐约的流响,划破寂静的仅余偶尔的犬吠。好怪异呀,老妈妈讲的那个岁月,似乎就在静谧小院子门外,仿佛推开门就能看见望不见尽头的军车和机械与钢铁的轰响。同伴们先后睡了,我坐在院子里遐想,六十年前全中国的汽车几乎都集中在这里,为了不让我们民族命悬一线的这条线断掉。而今天,在我们满地都是汽车塞满街巷的时候,这条昔日的生命线变得了无生机。

江上原本有一座老的功果桥,早就不在了,老妈妈家背后的一个大石墩就是当年的桥头。现在这座功果桥,是为抗战而新建造的钢缆吊桥,可以过载重汽车,但当地人仍习惯于用功果桥来称呼它。这座桥的正式名字叫昌淦桥,钱昌淦是此桥建筑团队领导的名字,没有他的努力,这座桥绝不可能在滇西战前完成,而如果没有完成,谁也说不准对整个中国抗战的战局会有多大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桥梁史上,人人都知道钱塘江大铁桥,那座桥也建于中日将战而未战的年代,主持那座大桥建造的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钱塘江桥刚完工,因着战争的爆发就炸毁了。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先生特为钱塘江大桥的建造撰文纪念,其中就提到有功人员中钱昌淦的名字。从昌淦桥的兴建启始时间看,钱先生几乎是马不停蹄地从钱塘江赶到澜沧江的。那时滇缅公路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修路可以几十万人齐上阵,反正施工手段几乎只有人挖肩扛,但毕竟人排得开,进度慢,加人就是了。但桥不一样,它就是一个一个的节点,即便全部的路都修好了,只要一座桥还没完工,或者设计错误,整条路就全卡死在这里了。桥梁处长钱昌淦先生此时称得上临危受命,一条路几乎要拉住偌大国家不坠深渊,而此路能否功成,则全仗卡在咽喉上的这几座桥。

在当时,在云南山中,在那样激涌的江上,要建可以过载重汽车的桥,唯有吊桥。但此吊桥非中国西南地区的传统吊桥,人工锻打的铁链子就拉得住,顶到头就是过马队。而此桥必须用真正的钢缆,要支撑过一场战争,要挺得住排成队的汽车,这样的钢缆,中国不会造。

那时的缅甸还是英国殖民地,与外界联络方便,又有铁路连接港口。桥上的钢缆要用远洋轮船从美国运来。于是钱先生就把自己的办公室直接安在了仰光,一面计算桥梁建造中的数据,一面等待钢缆抵港后验货,好直接发往工地。

我们在桥边发思古幽情的时候,孙敏拿出了一本薄薄的纸张泛黄的小书,那是六十年前出版的滇缅公路修筑的纪实。书上讲述了钱昌淦先生在仰光工作的事情,他在那里工作了好几个月,直到钢缆验好后亲自押运回工地,在此前,他终日埋头工作,真正足不出户,一直到离开仰光的日子,他对那座当时比昆明繁华的城市全然不知,连住地旁的商店都没去过。他手中握有那样巨大的进口设备订单,恰似浑然不觉探囊取物般容易的发财机会,只想着一件事,就是把桥造好,因为他要挽救自己的祖国。

今天的我经常游走于国内各个地方,尤其在偏远而穷困的地方,在推不掉的与地方官员的饭局中,每每看到红光满面的大小领导们脱口而出的对酒单菜牌的背诵,我都会不自禁地背脊发凉,都会想起那位七十年前每日俯身于孤灯之下奋身践命的钱处长。

今天的云南称得上四通八达了,就算没有高等级公路的地方,过去的土路也大多铺上了沥青。但就在今天,前往功果桥仍是坑坑洼洼的砂石路,那么将近七十年前,连这条路也没有的时候,钱昌淦他们是怎么样把比鸡蛋还要粗,二百多米长的几百根钢缆从缅甸运到工地呢?戈叔亚告诉我:扛。

想想那个场面,上百人排成二列,用一根根结实的木杠穿过盘成一个个大半人高圆环的钢缆,一对跟着一对,一侧紧贴着失足即死的深崖,裸露着脊梁,喊着号子,在险峻的高山大岭中步履整齐的顽强蚁行。每一根钢缆都是这样扛到澜沧江边。这要多少人,这要多少汗水,这要多坚韧的意志。每一根钢缆都是多少人生命的故事,只不过,那些扛过钢缆的人,那些曾用自己瘦削的肩膀把祖国扛出生天的人,没有一个留下了名字。

最重要的钢缆到了,但澜沧江水流湍急,在建桥的那一段由于江面狭窄,更是惊涛汹涌。两面的桥墩都造好了,要把钢缆送过去,尤其是第一根,怎么拉呢?那条江,那一段,从没有过船,从没有人尝试过要去荒无人烟的江对岸玩一玩,因为江对岸除了看不到头的一层又一层高山,从没见过人影。谁会想到要打仗,要从蛮荒之地开一条通外国、通大海的公路出来。谁会想到要在这么凶险的水面上造桥呢。

二十年前,我站在大渡河泸定桥头向当地朋友问过同样的问题:那么粗的铁链子,是什么人,用什么办法把一端送到对岸去的呢?朋友说:射箭呀。大将军郭达挽弓如满月,箭翎后面绑着细细的丝线,射到对面,丝线后面再接上越来越粗的绳子,最后拴上铁链拖过去。我看着朋友笑了,这种想象力真是丰富,但郭达何曾活到大清康熙年间;再则人人看似可行的方法,其实断不可行,箭翎后拴一百几十米,也就是五十丈长的丝线,那丝线有多重,那丝线对箭梢有多大的坠力,那丝线有多大的风阻,那二山夹峙的河面有多大的横风。想过吗?算过吗?试过吗?没有实证传统的我们到底有多少貌似真实的历史故事在一代又一代的被认真讹传呢。

二战的时候,其实有了这种专用装备,叫抛绳机。那机器像一架小迫击炮,一个带杆子的四爪锚放炮筒里,后面盘着绳索,调整好角度,一扳发射柄,那抓钩“砰”的一声飞到工程人员指定的地方,准得很。澜沧江功果桥那段江面当然不在话下。只不过,咱们的江边没有。几乎靠自己的工业能力与日本这个军事工业大国苦撑死战的中国连钉子都不够用了。

怎么办呢?七百年前,进军云南的忽必烈大军在遭遇天险金沙江的时候一定也想过这个问题。看似只有憨勇的蒙古骑兵就地取材,蒙古人收拾整只羊多利落,打仗都赶着羊群走,那是带腿的干粮袋。人家能在几分钟之内把整架的羊肉连骨头掏出来,留下完好的羊皮筒子,扎住四条腿,吹胀了气,几只十几只串成一圈,再绑上竹排或者木排,就是今天橡皮艇的前身了。智勇双全的蒙古铁骑创造了革囊渡江的战争神话,那故事一定在边远的云南顺着三江并流的波涛传遍家家户户,一直被铭记到二十世纪的中叶,再一次用上了。

据亲历者记载,当地的精壮汉子们勇敢地站了出来,把绳头拴在腰上,泅水过江。书上没讲渡江的人有没有抱一个羊皮气囊,但我坚信是抱了。因为我们在江边,在功果桥附近,先后看到好几位老人,在山边悠闲地牧放着一群群黑褐相间的山羊,那羊个头很大,不知是不是七百年前留下的草原品种,入乡随俗地进化成山羊了。澜沧江水流是真急,今天站在桥上俯视江流,很快就会产生错觉,觉得不是水在流走,而是自己和整座桥在急速的后退。那条江里我从没有试过水,不过二十年前在川西山上,一条深只及腰的溪流,我不小心滑下去,立刻被冲得横着漂走,如果不是终于抓住了一块凸起的岩石,可能半个月之后就到长江出海口了。在功果桥段的澜沧江,如果不借助漂浮物,我不相信有人能拴着绳子还游过江去。

书上说,泅渡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水冲走了,始终没有成功。工程人员们看得心慌,试图阻止他们,另想办法。这时一位族长似的长者发话了。他始终沉默地坐在江边山坡上,抽着烟袋,注视着渡江大局。他告诉斯文的工程师们,造桥,你们行,干这个事,我们行。我们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干的,你们不要管!在老人淡定从容而且还带着残忍的指挥下,第一条绳子终于被送过去了。我们是在江边听孙敏读这段回忆录,当时心里想着那一位接一位的渡江者恐怕都冤死掉了。可事后仔细一想,不对,应该是没有淹死人,恰恰因为他们都拴着绳子呢。绳子在水中阻力极大,非有极好的体力,就算漂在水上,也难以扛得住湍急的江水把绳子送过去。但绳子也有一个好处,你游不动了,顺江而下的时候,会自动的被冲回岸边来。而且房东大妈和我们讲了那么久造桥的事情,并没有提到泅渡时悲壮牺牲的村里后生。以她的年纪,如果真有因此而死者,应正是她的玩伴甚或爱侣的年纪,她不会忘记的。那本书只讲了被水冲走的前半,而未叙及他们的生命,会让人生出无尽的演绎来。

没有人死并非不光荣,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死的光荣这句话,反倒淡忘了更应珍惜生的伟大,进而斤斤计较的爱惜生命,哪怕他只是一位没有被记下姓名的山里人。在那样险恶的江水边,我们走近它尚且需要勇气,需要互相提醒着不要失足落水,何况腰系长绳,奋身入水,游向波涛汹涌的彼岸呢。若非为了这座桥,为了这座桥连接着的战火中的国家,这个江边的小村,是永远不会有人这么玩的。让我们对那些未死的勇敢者们庆幸并永怀感恩之心。

我们踏上昌淦桥的时候,这桥已是年近古稀的岁数了。到现在,桥上还可以过汽车,只是因为战后几乎没有翻修过,滇缅公路也另开了新线,这座桥确也很少用了。所以在桥两端建了铁栏,稍宽或稍高一些的汽车不允许通过了。

昌淦桥的设计原本是能成队地通过载重汽车,虽然当时的载重汽车远没有今天这么大。但这桥从造好开始,尤其是中日两军隔怒江对峙期间,日军为了阻止中国军队对前线的补给,轰炸昌淦桥几乎成了日本空军的每日功课。那里山高峡深,日照强烈,建在深谷中的吊桥隐蔽得很好。但每天总有一个短时段,阳光能照进峡谷,清晰地照亮江面和这座桥,而日本飞机也一定会在那个时刻来。每天的那个时段,不管有没有警报,所有的抢修人员全体待命,等着日本飞机来,等着它炸,等着它炸坏了再修起来。那座桥的损毁和修复情况每天必须电告重庆。在那样的日子里,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中国守军和工程人员硬是保证了那座桥的通行,据说有一次巨烈的轰炸曾让桥身大量悬索断裂,桥面倾覆,日本人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但那么巨大而沉重的桥面居然被我们翻了回来,又接上了悬索,恢复了通车,而且只用了不到两昼夜。1942年到1944年间守备和维修这座桥梁的人们,为中华民族创造了永远无法复制的奇迹。可惜这本应永恒的奇迹被我们自己才不过十年就涂抹得如此干净。

看着斜上蓝天的几十根钢缆上一圈又一圈密集缠绕的钢丝,我无法想象是什么意志在支撑着当年的抢修者,他们凭什么相信,有他们在,钢铁的桥梁加上血肉的生命,是绝不会被日本人炸垮掉的。我似乎看得见攀上钢缆的工人们,我相信那么细致的修补全是用人手完成的。2002年的时候,戈叔亚曾陪当年新一军的小兵,孙立人将军的养子揭均先生来过昌淦桥,这位早已满头银发的抗日军人拥抱着布满弹痕的钢缆老泪横流,早已是外国公民的他对妻子说:这是我们祖国母亲的伤疤。听叔亚转述了这句话,再回过头来看这座伤痕累累的老桥,我明白了当年的抢修者,他们没理由不拼着自己的生命去干,因为他们是在包扎自己母亲正在淌血的创伤。

澜沧江上要建梯级电站了,据说功果桥下游不远的地方就是一座大水坝,桥边的村子里已在酝酿搬迁的事情,显然是要被淹掉了。我问了几次当地政府的朋友,对昌淦桥可有迁至异地保护重建的计划呢?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我。我知道,没有。我曾听一位出手阔绰的富商讲,建水电站是好买卖。连愚钝的我都看得出来,功果桥一段是建电站的好地方,水量多,江面窄,山谷深,蓄水量大,搬迁少,投资低,见效快,后续效益好,在这个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营商时代,一座早已没有财富价值的旧桥还需要人们去关注吗?我想象不出昌淦桥的命运,桥上的钢索一定会被拆干净,因为不能在水面下造成障碍,这种拆不需投资商动手,我在三峡库区早见识过,凡能卖点钱的,会顷刻间无影无踪。那两座桥墩太大了,也没有人要,加上当年又没有豆腐渣工程这回事,还挺结实的,需要一支专业队伍,在上面钻许多排孔,装上炸药,拉上电线,躲得远远的,数一、二、三,然后一声轰响,硝烟散尽后,江面又会回到中日战争之前的样子,就仿佛自古以来,那里就不曾有过一座桥,一座用自己布满伤痕的脊背让我们民族踏过苦海,走出生天的不朽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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