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22/读书:《父亲的战场》第二部分(2)

“少尉”叶进财

叶进财老人的商店是个标志性建筑。

我们临行前问李根志,怎样才能找到叶进财。根志说:好找!那条路边上只有一家店,就是他开的。

那条路是一条土路,可以跑汽车,是从乡政府所在地通往最边远的一个村子。从黄家寨村委会出发,本以为抬脚就到的,结果一路走一路找,每一栋独立的房子都不是叶老伯的店,几公里下来,我们开始怀疑根志的记忆。本来就是下午,天甚至都开始暗的时候,仍然没有在孤零零的黄土路上看到那个想象中的店。

延康目光锐利,不愧是摄影家,遥远的地方他看见一个背篓子的老人,从崖壁的石阶上小心翼翼地走下来。延康说:那一定是叶进财。

也只能是他了,那路伸向极远的地方,此后再没有建筑物的影子。再走近了,才看见贴在山脚下真的有一个“店”,那店藏得可好了,比一个矮小的老人都不显眼,在六十年前适合做把守这条道路的暗堡。

老人真是叶进财。他客气地让我们进去坐。那店和戏台上的房子一样,没有墙。四根歪歪扭扭的木桩桩顶起一片单人床大的硬纸板,加上塑料地膜的屋顶。柜台占去三分之一,剩下狭窄的地面放着三个小凳,老太太坐了一个,叶老伯坐了第二个,剩下的地方要再坐进四个人去,有三个要腿挨着腿脸朝里坐在膝盖高的柜台上,真要那样子会很滑稽,六个大人像罐头里的鱼一样挤在四根全无遮挡的柱子里,天又没下雨。我们散漫地坐在了棚子外面。

腾冲县上出了一部书,是讲当年抗战时的旧事,书的末尾有几十张仍然在世的远征军老兵照片和近况,叶进财是其中一位。根志说:叶老伯活得凄苦,他和老伴两位八十多岁的人,就靠这盘豆大的小店生活。本想着他们起码还有个店,看到了才知道,天下竟还有这样的“店”。那些弄吉尼斯纪录大全的人应该来,他的店可以创全世界最小最破的纪录。柜台上的货品少得可怜,有几瓶啤酒,没见过那种牌子,标贴纸粗糙而灰暗,很可疑的样子。旁边放着几小包饼干和点心,油汪汪的,像从染缸里捞出来的金黄着,那种东西,放到城里猫都不吃。台面上还有几个苹果,一副阅尽沧桑的样子。无法想象那苹果的口感,应该不比浸了一点糖水的烂棉絮好多少。

来找老人并不是要了解战争的事,一路之上,打仗已经听得够多了。叶老伯的遭遇与别的老兵又不一样,本来也是苦挣苦熬着,但突然命运发生了变化。根志在县城里讲给我们:有一位北京来的记者,只身采访到叶进财,有感于老人的状况,回到家后决定每月给他寄二百块钱,一直寄到老人或他自己身故。而且,钱已经寄了几个月了。根志也是听说,所以我们来找老人核实这件事,对这个义举,我从心里很敬佩。

刚一坐下,老人的盘问突兀而至:你们怎么知道我?警惕性很高,像侦察兵似的。被问的是李正,我们叫他李老师,因为他年纪最大,被我们恭敬地让到店里坐了。李老师恭维老人,县里的书上有他照片,所以约了我们来拜访他。按说种了一辈子田的人,加上历史不“清白”,老了被当成英雄登在书上,怎么着也应该有点感恩戴德之心。可叶进财不买这个账,他愤愤然地提高了声调:“出书,拿我骨头榨油嘛,也应该分二分钱给我花花。政府也来访问我,记者也来访问我,个个叫我老革命,过得像个叫花样。”我看见延康皱起了眉头,我也想到觉悟这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就算你打过两天日本,真以为自己是老革命了吗?李老师一点也不着急,他耐心地听老人唠叨。原来那书出版了以后,县上也专门送给叶老伯一套,他虽然不识几个字,但书后面的定价还是看得明白。他知道了定价,再知道了印数,心里一算,不禁勃然大怒。他不知道书里面居然还有成本,何况今天哪个老土还看这种书,城里热卖的是年纪越来越小的女人们现炒现卖的床上故事,还有本人艳照。像登他的这种书,根本就卖不出去。

让他知道自己的老骨头里其实没有什么油是挺费劲的一件事,冗长的解说之后,老人也释然了。他还是念着政府的好:“村干部对我是好的,乡上也关心我,一年也给我几十块。”人贫困到这个份上,亲不亲只有钱来分了。

八十五岁的叶进财十八岁当兵,他清楚地记得离家的那天是1937年的阴历三月廿五,那正是战云密布而还没开打的日子。他没有讲自己是不是被迫当兵,我们也不好问,怕坏了他老革命的名节。但他当兵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中日终有一战,只是想不到他一当兵,三个月之后这一战就爆发了,像冲着他来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永远在走路,从紫阳县安康府到省上集中,仗一打,四川、贵州、云南一路走下来,据老人自己讲,沿着怒江的仗,从1942年的惠通桥,1943年的打游击,1944年的攻克腾冲和松山,全让他一个人打完了。他讲得很激动,生怕我们不信,每讲一个地名,其实就是一仗,他都会半是自信半是求证地问我们:我讲的没错吧?

对他的求证,我们都在点头,但他真讲错了,可是谁也不忍心指出来。这样的一位老人终其一生,也只有那一仗是能够聊以自慰的,而那一仗又曾经带给他多少苦难和他根本扛不动的政治锁链。那仗终于可以成为光荣的谈资了,即便是讲错了,不就是吹一点牛嘛。我们互相看了看,随他吹吧,历史已经不会改写了,难得老人快乐。

按照老人的说法,他的部队先翻了高黎贡山,一路打到腾冲,荡平了县城周边的敌人工事、据点和高地,最后攻入城中。光复腾冲之后,他又马上调往松山,协助友军血战,再打下来了松山这一大仗。

腾冲、松山二役是整个滇西反攻中最凶险的两场苦战,任何一位中国军人,哪怕只参加了其中一场,就足以光荣自豪一生,因为那两仗恰是骄狂的日本陆军在整个中国战场上仅有的两场“玉碎”之战。问题是,没有一位中国士兵曾经在克复腾冲之后再赶赴松山驰援,因为松山战役己经在七天前打完了。不过叶老伯所在的师确是在腾冲收复之后调往左翼作战,不过不是打松山,而是助攻龙陵。

老人幸福地回忆着自己杜撰的后半段征程,他越讲胆子越大,毕竟在今天,远征军再不是耻辱,何况多少记者来听他讲过,不仅没有识破他,还把他的故事原封不动地登上报纸。

“文革时,叫我们蒋匪帮,国民党残渣余孽。你他妈的头,哪个是残渣余孽,老子就是一个兵,一样逑不当过。现在水澄清了,我要说清楚,我有我的功劳。”他说了一句多好的话,“现在水澄清了。”可他们自己吹牛,加上许多记者无知,这水怕又要搅浑了。

店前居然来了一位顾客,他也是路过,见到拿相机的陌生人,就站住脚看新鲜,总站在柜台前大概有点不好意思,终于买了一个苹果。老板叶进财正在讲故事,无暇分身,老妈妈拿起杆秤,很认真地拣了个大的,称到平平的,举到客人眼前让他看仔细,然后说:三毛钱。叶老伯停住嘴,抽空动员了他一句:再买一个吧。对方说:一个够了。顾客用手擦了擦皱得跟破布似的旧苹果,啃了一口。居然,那苹果发出响亮的脆声!生命太顽强了,晒成这个样子,那肌体里竟还有鲜活的汁液。

松山的一半是吹牛,但腾冲老人是真打过,他讲得很详细,而且他的故事是可以印证的。几年来,我们听太多的人讲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人家讲什么信什么。到后来才发现很多人的故事互相对不上,于是再找史料来比对,有点像文物鉴定,只要找到一个真的做标版,后面的就容易识别了。慢慢地,我们也炼就了单一品种的火眼金睛,但不幸也接踵而至,经常为了同情与怜悯,不得不耐心地听老人们善意或虚荣地编着小瞎话吹牛,还得装出一副大有斩获的憨相,这个功能,有点心理医生的味道。

我问叶进财老人:您打死过日本人吗?老人泛起满脸红光:打死多了!他讲攻占高黎贡山垭口之后,大军乘势下山追击,日军反扑,他们架起机枪对着黄色的汹涌敌军扫射,打死的敌人满铺在地。老人说:数都没有。这个牛真吹大了,中国军队占领山脊之时,除了被围困于几个阵地上的死守部队,其他早已先期退下山西侧,向腾冲集结了。所以下山部队并未遭遇抵抗,更别说有点规模的反冲锋。而且日本陆军战术训练很严格,迎着重机枪火力成群冲锋是电影镜头,千万当不得真。如果日本军队真傻到任凭叶进财们用火扫帚如秋风落叶般横扫,中日战争应该早在松沪会战就结束,而轮不到叶进财了。所以,叶老伯在战斗中是否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击毙过日本军人,有几个,实在也是永远的疑问了。

叶老伯还顺便给自己升了官,他说自己是三十六师一○八团重机枪连二排的少尉,肯定不是。他告诉我们,三十六师在腾北一带打游击的时候顶不住了,上级通知撤回怒江东岸,把重武器掩埋,只带轻武器过江。但他们几个士兵克服困难,把重机枪也带回去了,于是每人都升了三级,他本人从上等兵一下升到少尉。当时的国军有种种的管理问题,但兵与官的阶级是极为严格的。一般来讲,没有读过初级军校,普通士兵绝难升为军官,何况只为一挺重机枪。我遍查了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杰将军的作战日记,他对每一天的事情无论大小,只要涉及战事均有提及,他提到一位作战殊为勇敢的士兵,在据守一个至为险要的山头时,一个人竟击退一群日本步兵的逆袭围攻,终至援兵赶到,守住了关键的防线。这样的战功,与一挺重机枪相比天差地别。黄杰将军记道:“查明六号山头以手榴弹数十枚击退敌人逆袭之勇敢战士,发奖金5000元。”接着在第二天视察前线,“召见昨日攻击六号山八十七师二六一团八连最勇敢之中士班长许庆瑞(江西信乌人二十一岁)犒赏5000元,并与合拍一照片,以示鼓励。”五千块不是大洋,是纸币,但当时还很好用。奖金可以发,官不能随便升,这是当时的基本规则。

对于一支现代军队,军官是一个需要专业资质的职业岗位,而士兵则是经过基本培训后的执行者,就如今天的大酒楼,军官是厨子,士兵则是服务生,服务生不可能因为跑得快就当上厨子,除非你能把菜炒出专业厨师的味道来。1944年左右的中国军队,正是接受了美国、包括德国和日本的军队管理理论,把封建时代屯在各路军阀手里的军队改造成现代军队的关键时期。所以士兵作战再勇敢,也基本上是奖章加奖金,不会为一挺没有丢失的重机枪而连升三级,甚至逾越兵与官的门坎,还一把好几个人。

叶老伯虽然也吹牛,但他打仗应该还是勇敢,他身上有一处严重的子弹创伤,用他自己的话说:腿上被打了个对穿对过。老人不太好意思地脱下裤子给我们看,那伤在腹股沟稍微下面一点,奇迹般地没有打断大腿骨,幸好也没有打断大动脉,任一个打着了,以当时的医疗水平与战场救护能力,都悬。叶老伯应是在龙陵会战时中的枪,他这一枪挨得有点冤,因为龙陵克复之后,三十六师即开回腾冲休整,以后再没有担任重要的攻击任务,团属重机枪兵几乎没有机会负伤了。

叶进财医好伤之后,滇西之战已经结束,部队将调防其他省份。叶老伯告诉我们:医官说我们要开洋荤,要坐飞机走。我不开洋荤,还是下来当老百姓。于是,他没和谁讲,跑了。那仗打完之后,像他这样跑的兵很多,正好仗也打完了,这时候跑也不算临阵脱逃,所以也没有宪兵认真地追过他们。叶进财从此流落于他打仗而且流了血的这片土地。那时他年轻,人又勤快,吃得苦,加上他明确告诉用工的人家,不开钱可以,饭要给吃饱,坏事不干,如果看我得行,再帮着找个老婆。在他与我们交谈中,说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吃”,这个贫瘠省份的农家子弟无论是在家还是当兵,甚至直到今天都饿怕了。包括我们问到远征军的纪律执行情况,老人还是说到吃上面:打了败仗,抓抓吃吃是有的,其他不有。打了胜仗,老百姓来慰问送了三头猪老人也记得清楚。多少人分食三头猪没讲,但显然他也吃上了。

当年的叶进财坚守一个原则“坏事不干”。真的也有人来找过他干坏事,那是云南刚刚解放的事。老人回忆那次擦肩而过的凶险,“有一年起土匪,天天来做我工作,一个月五十块,要我参加,年内把腾冲拿下来。我在考虑,你拿什么给我呀?你的政府是哪个呀?我说,我的政府是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都干俅不过,你拿什么腾冲城,吹牛屁股!我当过几年兵,知道呢。我就跟他们说,这家人是云龙(云南一个县名)的,到这里来租点山地种,一家六口,收我做儿子,我去了么,这家人要饿死掉的。你们先去,我收了苞谷就来赶你们。”老人几十年来庆幸自己那一刻的深思熟虑,“还没有等苞谷收上来,共产党就来了。我要是踩着他们这一脚,性命就搞掉了。”

他在这块土地上结了婚,生了孩子,到今天也是满口的界头土话了。他曾经在土改的时候领着老婆回了一趟陕西老家,是政府动员回去的,因为当地当过国民党兵的人太多了,又喜欢闹土匪,把外地的弄一部分回去可以减少祸害。政府出路费,让他们一家三口回老家参加分田。不巧的是,等他们赶到家,田分过了。乡上给他们二百斤粮食,让他们自谋生路。生路只有一条,就是再折回本是异乡的家,起码这里有得是可以种苞谷的山地,饿不死。我真无法想象,在交通极其落后的五十年前,身无分文的小两口用了多少时间才抱着儿子又从黄土高原走回到高黎贡山脚下。

安贫乐道的叶进财应该有过几年悠闲而快乐的日子,那时他们都年轻,只要有力气,山上就能刨出吃食来。老人回忆当年,那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解放初我在过武工队,训练过民兵,还当过几年毛毛干部,就是生产队长。

天晚了,老人要打烊。他们把全部的货品都放在两个竹背篓里,一人背一个,慢慢地翻过店后的小山回家。再暗就不好走山路了,因为他们没有手电筒。孙敏和我想帮老人背,延康不准,因为他就等着拍老人撤场的照片,本想埋怨延康狠心,几个精壮汉子看着两位空身都摇晃的老人负重回家,不搭一把手,可想想终于没有开口。这本来就是他们的生活,每天都要背,背到背不动。

“每天这么背,能卖多少钱?”我们坐了几乎一下午,就看见卖了一个苹果,这样的买卖能行吗。叶老伯说“每天都能赚二三块,最好的一天挣过十块呢。”

老人家的房子很旧,很旧。翻过小山,那一侧的山边有一个一人多深的方坑,院子建在坑里,应当有了相当的年头。那坑应是年轻时的叶进财挖的,挖出的土和石头盖了房,方坑就变成了自家的院子,省得建围墙。猪和鸡就在坑里追逐、嬉戏、睡觉。

两位老人卸下筐,坐下来喘息,他们不烧饭,在店里的时候,老妈妈在火塘上烤了几个粑粑,一种大米粉做成的薄饼,在炭火上烤到微焦的时候拿起来,抹上一点咸辣椒酱,那是他们恒久不变的午餐和晚餐。如果不是我们来,他们回到家就不用再开灯,直接睡下了。外孙女在他们家里,她每隔二三天要过来看一看,帮他们收拾一下家。小姑娘大约还在上中学,很懂事的样子。那样的山里,上了中学的孩子也不大讲得来普通话,怯生生的,问一句讲一句,声音都有点抖。

不知谁问了老人:你们有几个儿子?在乡下,儿子才作数的。

一下午都不曾做声的老妈妈突然发出了一声叹息,从苍老的躯体里迸发,像岩石裂开的声音,接着掩面恸泣。叶老伯只是看着她,楞了好一会,回了一句:命苦哇。

无意间的一句家常话,触到了两位老人最深痛的悲伤。他们有四个姑娘,都嫁了。还曾经有两个儿子,呵护着养大成人,一个还当过六年兵回来。本以为老来有了依靠,相隔几年,竟无缘无故,先后都死掉了。

没有人想得出来安慰的话,对这两位不幸的老人,命真的是天底下最苦的东西。叶老伯哀叹着自己活得太久,每天饮啜着这样的凄苦,却总也死不掉。

郭小华这个人像是老人干涸生命里的一汪清泉,突然冒了出来。

老人说,那天都已经昏黑了,一辆吉普车停在他的店前,车上下来一位大个男人,在店前晃来晃去的,好一会,他问:你是叶进财吗?就这样,他们认识了。那天讲了很多过去的事。临走,男人拿给老人50块钱,并且说,他会想办法帮助老人。没多久,他从北京来了信,还寄了二百块钱。信上说这钱每月都寄来,果真每月都寄来,已经寄了几个月了。从来信上,老人知道了这位梦一样的好人叫郭小华。

叶老伯从屋里取出好几封信,从北京来的。信上每一封都是问候,而且细心地叮咛老人,隔一段时间给自己回封短信就可以了,不必到乡上去打电话,因为电话费对于叶老伯是很贵的一笔钱。这个月的钱老人已经用掉了一部分,因为老妈妈前几天觉得不舒服,去乡上看了病,用这个钱取了一些药。我在担心二位老人最后的岁月,万一这笔如期而至的汇款突然中断了,他们怎样过活呢。幸亏看到郭小华的信,信上让老人放心,这个钱每个月一定寄,一直寄到老人身故或郭小华自己身故。看到这样理性而充满感情的信,我们对这位心细如丝的大个男人愈加敬佩而好奇了。

延康问:老伯,你从来没和他讲过电话吗?老人摇摇头,电话要到几公里外才有,而且恐怕他根本不会用那个“现代化”的东西。

延康又问: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老人点点头,很熟悉地从信中拣出一封,上面有郭小华写给他的号码。延康掏出手机,上面显示着微弱的信号,他按照信纸上的号码拨了出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屏息等待,就像一个历史事件将要发生。电话真的通了,而且有人接,是手机。延康对着电话大声喊:请帮我找郭小华。对方讲了两句话,延康挂掉后告诉我们,是个女孩子接的,她在地铁里,要他过一会儿再打过去。在那一刻,我们仅有的愿望就是天上细若游丝的信号别突然断掉,让叶老伯能在电话里再听见郭小华的声音,也可以让这位遥远的好心人放心。

电话又通了,还是那位女孩接的,显然对方出了地铁,通话环境好了许多。延康再次说:请帮我找一下郭小华。话刚讲完,延康已是一脸狐疑,他捂住电话,奇怪地宣布:她说她就是郭小华。我们片刻之间小炸了一回锅,显然货不对版嘛!

幸亏延康老到,他及时地询问对方:你认识叶进财老伯吗?女孩说认识。你每个月给他寄两百块钱吗?女孩说是的。天哪,难道叶老伯老眼昏花到把女孩看成大男人了。女孩问:有什么事吗?

延康耐心地告诉对方,我们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怎么知道的“她”,然后问了一句:你见过叶老伯吗?人家说:没有,我在报纸上看过叶老伯的事情,就决定这样做了。

延康和对方讲话的时候,我注意地看着老人,他竟然在发抖。这个曾经在死人堆中穿行的军人,这位按他的年纪早就“活穿了”的老人,何以为这个电话紧张呢。终于,延康对电话那头说:你等一下,我请叶老伯和你说话。然后把手机递到老人手上。老人把手机紧贴在耳朵上,一秒钟都没有停留,话语脱口而出:共产党万岁。你们工作顺利万岁。我现在一个月可以吃两回肉了!随即以极快的速度把电话双手捧还延康。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位老兵如临大敌般的准备腹稿,机关枪一样的打出去,讲完戛然停止。因为,在他的心里,电话费很贵。

到了此时,我们弄明白了,叶进财讲的那个大个男人不是郭小华,而是我们的朋友李根志。他那时是保山日报的记者,最早采访了叶进财,并且登在了报纸上。北京的郭小华恰好看到了那篇报道,发愿以自己的力量长久地帮助老人。两位善良的人,互不相识,但却接力般地使这位老人终于过上了每个月可以吃两回肉的日子,在他为之流过血的异乡。

几个月之后,为着拍摄《寻找少校》的纪录片做准备,我们又去探访了叶老伯,李正老师早早在我们住的村公所外买了好大一块鲜肉,一路拎给了老人,我们心里,希望他能饱饱地吃一顿红烧肉。这次又说起郭小华的时候,叶老伯试探性地说了一句:他恐怕是有大职务呢,要么怎么有那么多钱给我!

后来我与郭小华通过一次电话,巧的是,她所在工作机构的领导者,正是叶佩高将军的公子。

去年,和李正老师通电话,李老师说,叶进财给他写了信,向他求助,请李老师赞助他买一口棺材。我问李老师,一口棺材多少钱?李老师说:六百块。我没有说话。想起许多老兵的回忆,在战时,死了能躺在棺材里被埋掉是有福气的事情,六十年之后,我们的老兵还要为身后那个棺材发愁吗。

我回想着前年最后告别老人的情景,他站在小山包上,不住地向早已走远的我们挥手,左手攒得紧紧的,始终贴在胸前,动也不动,因为那只手里捏着我们每一个人送给他的一点钱。

二年了,老人还在吗?

Leave a Comment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