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乌鲁木齐事件专题★★★
-导言
-二道桥周边众生相
-画家克里木：不喜欢“照顾”
-师大校长：我相信维吾尔文化的自我调节能力
-周涛 我终生不会离开新疆
-黄沙梁故事：新疆移民文化的缩影
-二道桥前世今生
南方人物周刊2009028期封面
导言
毫无疑问，今年以来，最让中国人震惊、刺痛和愤怒的，就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策划的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
在漫长岁月里，新疆各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创造了了不起的业绩。民族有别，信仰有别，饮食有别，风俗有别，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们融合在一个伟大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边。这是比石油和黄金珍贵百倍的财富。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新疆不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乌鲁木齐这个最遥远的内陆城市，不可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发展得如此繁华、如此现代。
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关爱，更多的互助。
惟有如此，新疆才真正是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家园。
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一直保持我们的期待:期待这片神奇的土地开出更美的精神的花朵，结出更丰硕的物质的果实。
二道桥周边众生相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潇、郑廷鑫/7月11日，下午6点，太阳依然炙烤着二道桥。
解放南路的热比亚商贸大厦对面，11岁的男孩马尔丹正在忙碌。学校6月21日开始放暑假，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父亲开的巴哈德尔喀什特色冰淇淋店里帮忙。
马尔丹的汉语说得很好，因为他在黑龙江生活过5年。不过，东北话已经忘了大半，因为现在读的是民族学校，平时说维语比较多，只有在店里遇到汉族客人的时候，他才充当起翻译和传话的角色。只是现在特别空闲，更多时候他都在照看小妹妹，因为顾客稀少。
正常状况下，这个时节正是二道桥生意最热闹、游客最多的时候。当地有个说法，不到二道桥子，就不算来过新疆。这里向来是各民族商贾和远方游客云集的地方。
但是这一天我们没有看到游客。虽然二道桥的小店陆续重新开始营业，人气已经开始聚拢起来，但走在街上的，基本上都是维吾尔人，空气里除了打馕和烤羊肉的香味，还有些许紧张和惊魂未定的气息——现在的二道桥，武警比普通人多。
冷清了几天的街边，摆起一个临时市场，用写着“坚决拥护民族团结，打击分裂主义”的横幅围起来，豆角、茄子、西红柿、西瓜，一堆堆摆在地上。几天没出门的人们，把蔬菜大捆大捆地往家里搬。也有出来透透气的，见到熟人打个招呼相互问候一声，随手接过一张《新疆日报》号外的维文版。
**街头照相师艾力：汉人不来，我们没法赚钱啊
在家里待了几天后，艾力也开始回到二道桥摆摊了。
艾力是从南疆来的，家乡在喀什，5年前来到乌鲁木齐，在二道桥市场前面摆了一个小摊，胸前挂着个NIKON D40单反相机，给过往游客拍照，每张5元，即拍即取。如果骑上骆驼拍照的话，每张10元。这只从阿勒泰运来的骆驼，“一天能给我们赚100块”。
艾力的摊位占据着一个很好的地理位置：正对着二道桥市场大门，门前是100年前二道桥的木桥遗址，桥上有个阿凡提雕像，站在桥下，就能把最有符号意义的一切摄入镜头。平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400元，除掉每月1200元的管理费，平均每个月能赚四五千块，比起在老家的收入，多得多了。
给我们拍完照后，艾力又在炽热的阳光下，看着周围的人群发呆。
**信息服务中心员工亚森：我有很多汉族朋友
同样门可罗雀的，还有阿迪里温暖世界信息服务中心。本来，这里最多一天能有十几个人来寻找招聘信息，现在，山西巷子的早晨静悄悄，乐器厂院子里只听到鸟儿的叫声。服务中心的4个员工，一个回阿克苏老家，两个出去了，只有亚森一个人在看守店面。
亚森的老家也在阿克苏，2000年考上新疆建设学院，来到乌鲁木齐，学的是工程建造。和很多其他地方的大学生一样，大学毕业后，工作不好找，能学以致用的人并不多，只有几个同学回和田老家，才能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亚森先是到了一个计算机培训中心当代课老师，3年后，培训中心倒闭了，正好温暖世界残疾人艺术团招聘电工和计算机工人，便来到了艺术团。这个服务中心也是艺术团开的。
以前，亚森为自己的工作发愁，现在，他的工作就是给别人介绍工作。主要是南疆来的民工，有技术的人可以做电焊工之类的技术工人，没有技术的也可以找找搬运的工作。懂汉语的人，工作好找一些，但不懂汉语的人更多，语言不通。找工作之外，他们还要帮工人们签合同，甚至讨工资。
金融危机的大潮也冲击到这个亚洲最内陆的城市。去年，搬运工每个月能拿到2500元，今年管吃管住有1000元就不错了。建筑工地上，小工的行情也在走低，以前一天能赚100元，现在每天只能拿到50元，因为工地少了。相比之下，从事民族特色工作的，相对好找工作，比如打馕的，这几天还有餐馆过来招聘，但收入要比小工低，普通的打馕工作，一个月800元，技术好的每个月拿到1200元。
这家服务中心开业大半年来，只做过两个汉族人的生意，介绍的都是搬运的工作。后来，亚森给他们介绍了一家托运公司的工作。
亚森戴着眼镜，爱笑，话不多，轻声细语。毕业几年，他的心境已经改变很多。大学的时候，他天天泡吧，现在“去了酒吧就头痛，太吵了”，也不喜欢到KTV唱歌。
平时，他更愿意呆在租来的房子里看电视，偶尔去网吧上网，玩玩QQ幻象游戏，看看新闻，“经常上联合早报网，因为新闻多。”还有，和以前的老同学聊聊天，包括很多汉族同学。在成人教育班上，50个人里，包括他在内，只有3个维族同学，“那时候，汉族朋友比维族朋友还多，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工作后接触的多半是维族同胞，和原来的朋友联系就少了。
27岁的亚森，和很多漂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开始为未来的生活盘算，因为结婚了。买房是最主要的目标，但“房价太贵了”，二道桥周边的二手房，最便宜的均价也要3500元，“买不起”。
**诗人萨黛特：儿子最重要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艾力和亚森为了生计发愁的时候，不需要为生计发愁的萨黛特·加马力，则在担心自己刚刚留学回来的儿子。
一年前，儿子要上中学，萨黛特和丈夫觉得，美国的教育和中国不一样，对小孩综合能力的提升可能更好一些，就把儿子送到加利福尼亚上中学。这几天，小孩放假回来，变化甚多，“懂的东西多了，见识也广了，他的思想和我们的思想不太一样了，有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萨黛特显得有些担忧，“孩子年纪比较小，还是要尽量少说话，多学点东西。”
回国后，儿子问萨黛特，有没有什么养老院，他想去做义工，“我说你休息好就行，不让他去，他还是想去。”在父母眼里，15岁的儿子还是小孩子。儿子表示反对：在美国，这个年纪已经是很大很成熟了。“他对科技感兴趣，说毕业后要怎样去发展。”
儿子甚至还会给母亲上课。有一次，儿子跟萨黛特说，“妈妈，你太闲了，你要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看点书什么的，要有自己的生活。”在儿子看来，母亲的工作太轻松了。
事实上，萨黛特算得上成功人士了。丈夫在央视工作，她在乌鲁木齐的木卡姆艺术团上班，拉大提琴，业余时间写诗。最早是在西安和兰州上学的时候，因为想念家乡，开始写诗，九叶集的一位老诗人唐湜曾经悉心指点过她。如今她已经是新疆小有名气的诗人了。
萨黛特是柯尔克孜族，故乡在那拉提草原。现在她每年都会回那拉提，凝望她心爱的群山和草原，周围一片寂静，生活非常悠闲。早年，她在草原生活的时间并不长，成长的时间，更多是在阿克苏兵团司令部大院。院子里只有3户少数民族人家，从小她就和汉族小孩一起玩，幼儿园就开始学汉语，没有上过民族学校。她的诗歌也是用汉语写的。
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哈萨克族一样，属于游牧民族。在老家，说民族语言、喝奶茶、吃手抓肉。饮食上柯尔克孜族和维吾尔族没多少区别，信仰也一样，都是伊斯兰教。在乌鲁木齐的家里，她和孩子也说维语，但主要还是以汉语为主，因为爱人是东北的满族，只能说一些简单维语，“也不信仰什么”。生活上倒是按照萨黛特的习惯来，没有什么冲突。
儿子从美国回来后，时差还没倒过来，清晨五六点开始睡觉，下午4点钟起来。“这样也好，在家里待着不出去，安全。前两天我们都不敢出门。”萨黛特说。
“可能这段时间大家心理上有种无形的压力。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那样。会过去的。”7月5日那天，萨黛特在外面，听说自己住的胜利路那边出事了，“一想儿子还在家里，一下就懵了，满脑子都是儿子。”立刻往家里跑。对她来说，儿子是最重要的。
**艺术家普拉提：很多人不了解新疆
在萨黛特的同事、新疆木卡姆艺术团舞蹈组的维族小伙子普拉提眼里，萨黛特的这种观念，和他父母那一代人比较接近，“他们那代人，光是养孩子，没有自己的生活，我们除了养小孩，还要自己的生活。”
普拉提有3个姐姐3个哥哥，在家里排行老七，只有他一个人从事文艺工作，其他哥哥姐姐都是做小生意的。现在，29岁的他也有了一个一岁半的儿子。他觉得再生一个就够了，不会跟父母一样连生7个，“你要负责任啊，养小孩要成本，以后留学也好，娶老婆也好，不能不管啊。像父母那样有7个孩子，自己的生活就没了。我还想要自己的生活。”
用普拉提的话来说，他属于“见多识广”的人。他在香港生活过半年，在中环的一个新疆餐厅里唱歌。那是2005年，那边的餐厅找人去唱歌，包吃住，收入比在新疆高一半。他们通过新疆外办的特批，办了半年的工作签证。刚到香港的时候，“香港人一见我们就说英语，我们说不懂，问他们懂不懂国语，把他们吓了一跳。”
“那边生活特别好，我非常喜欢香港，每天都会出去玩，经常泡吧。那里夜生活特别丰富，特别有趣。今年没时间的话，明年一定要再去一趟，自己去旅游。”普拉提至今怀念香港的生活，虽然“那边消费太高了，一般都是跑到深圳买烟和酒”。
因为经常到世界各地演出，普拉提觉得，很多人对新疆并不了解，“太远了，没来过，像你们从广州过来就要5个小时。一般人只通过那些卖羊肉串的、打馕的来了解新疆人，电视台播到新疆也大多是山、沙漠之类的。我们刚到内地去的时候，好多人都问：你们上街要骑马吗？喝的是山上的矿泉水吗？那边有飞机吗？我说我们新疆比你们这里发展得还快呢。”
比起已经成为驴友眼里的圣地的西藏，新疆在外地人眼里更为神秘。普拉提认为原因在于，“一方面是远。一方面是拉萨有布达拉宫之类的佛教圣地，汉族人里信佛的很多，会到那边拜一拜，说一说心里话。相对来说，宗教亲近感就要比新疆好一点。对于伊斯兰教，他们不是特别了解。”
仅从城市外观上看，乌鲁木齐的南门以北，与内地大城市的区别的确不大。现代化的大商场里，也不乏昂贵的、任何大都市都有的品牌货。像普拉提这样的年轻人，穿着牛仔裤和T恤，开着福特蒙迪欧穿梭在高楼大厦里，说着流利的普通话。平时听的音乐，也有国语和外国流行歌曲。国语歌手里，普拉提最喜欢张信哲；外国歌手，则是“那个刚刚去世的Michael哥哥，从14岁就开始听他的歌”。木卡姆艺术团舞蹈组里，很多人都会模仿杰克逊最出名的“太空漫步”。
普拉提和所有城市里的年轻人都一样，工作之外就是娱乐，晚上经常会去泡吧。不过，传统的力量还在，比如饮食，也会吃海鲜和西餐，但是“新疆的抓饭、拌面太好吃了，我们还是吃这些比较多”。
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也有，但是不是很多。“我听说的维族人和汉族人结婚的很少很少，在我周围的圈子里，有一两个吧。”普拉提说，“感情的问题说不定，如果你真的爱上她，或者她特别喜欢你、尊重你的一切，也可能会，但也可能不会。”
汉族朋友很多，对门的邻居就是汉人。他们过古尔邦节的时候，汉族朋友会过来一起玩；汉族朋友过春节的时候，他们也会给对方小孩压岁钱。普拉提以前上的是民族学校，汉话却说得很标准，“主要是在与汉人的交往里练出来的”。
普拉提跟着木卡姆艺术团一起到世界各地演出，“让他们慢慢了解维吾尔族的文化”。正式职业之外，他还有一个时髦的身份：流行歌手。他和两个维族朋友组了一个流行乐队，叫“清晨组合”，已经出过一张汉语专辑，叫《使者》，是马来西亚一家唱片公司出的。
“他们的乐队现在是很有实力的年轻乐队。”木卡姆艺术团舞蹈组组长艾沙江这样评价普拉提的“清晨组合”。
艾沙江和普拉提一样，也是“见多识广”，而且经历更丰富。他曾在马来西亚生活了6年，学了一年英语和3年酒店管理。因为喜欢跟人打交道，毕业后，在吉隆坡一家五星级酒店上了两年班，也给旅游团当过翻译。除了维语和汉语，他还能说英语、马来语，甚至粤语，发音颇为标准。3年前，他在金银路开了一个双语幼儿园，最初收了50个小孩，现在已经有130个小孩，“各民族的孩子都有”。
对于城市里生长的这一代维族年轻人来说，“现在的生活，可能比内地人还现代”。他们天生地喜欢娱乐，乐观开朗，观念开明，“我们不是那种赚到钱才去玩的，我们是边赚边玩，好多内地朋友是赚够几万几十万才去玩，我们是赚几千块就玩几千块，花完再赚的月光族。”
**干洗店老板韩亚兵：做维吾尔人的生意
与普拉提不同，一些到新疆打工的内地人，在消费观念上更保守。在团结路福寿巷开干洗店的韩亚兵就觉得，“咱们的传统讲究勤俭节约。”
2000年，过完春节后，韩亚兵和妻子张学峰就来到乌鲁木齐打工。
这座城市给他们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那么美好。“刚来的时候，马路路况很差。河滩路那边，还全是土坯房。”张学峰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刚出火车站的时候，看到雪都是黑的。“很久都没能见到太阳，污染特严重。2002年开始好转，现在比以前好几十倍了，高楼盖了很多。”
到乌鲁木齐之前，夫妻俩在陕西咸阳老家打工，一个是厨师，一个是裁缝，听在新疆的老乡说，这边的活相对多一点，勤快点的话，总比在老家守着几分地好，便把4岁的儿子留在老家让父母带，两口子背起行囊来到新疆。
打了几年工之后，他们把这个干洗店承包下来，每年交8500元管理费，现在每天能赚一百多块，“比打工好。”这个小区就在二道桥，做的大多是维吾尔人的生意，很多维吾尔人“比汉族人还讲究体面，衣服要穿好的，外表看上去干净”，所以经常光顾他们的洗衣店。
他们至今没有融进这里的环境。还是喜欢吃陕西的羊肉泡馍，偶尔上回族馆子吃一顿。交往的圈子也基本局限在老乡的范围里。
现在，二道桥已经从骚乱回复到平静。采访的时候，就有4个维族老顾客过来，大家平静地交流，交易。
一个维族小伙子见到张学峰就问：“阿姨，你们上午没开门？我过来洗衣服的时候你们不在。我已经几天没出过门了。”小伙子笑着说，他想在胸前和背后分别纹上4个字：民族团结。前面是汉语，后面是维语。
画家克里木：不喜欢“照顾”
本刊记者 杨潇 郑廷鑫 发自乌鲁木齐
画家阿布都克里木·纳斯尔丁住在离市区最近的一个别墅区里，他的房子和大门只隔了一个水池和一棵梧桐。7月7日这一天，小区里外人声鼎沸，他看到小区里的汉人——他们多是事业有成的商人，好像准备和外面的年轻人队伍会合。
他按动一个黑色的遥控器，自家房子一到三层的窗玻璃外，开始缓缓落下铁制的“百叶窗”，“一个月前政府给我装上的，我当时还问干嘛要装，他们说要保护乌市的文化名人。”克里木说。然后他乘坐室内的电梯，到了五楼的露台，吃起烤肉来。
好几天没有出门了，“这些天吃的菜都是汉族朋友送过来的”。这段日子让他想起了30年前，甚至40年前的幽暗岁月，那个时候，也是除了作画，别无他事可干。
都没离开专业
克里木是乌鲁木齐人，自小随父母去了南疆的莎车县，并在那里长大。从1953年上小学到1960年初中毕业，他一直疯狂地热爱绘画，业余时间总花在临摹马恩列斯毛这些领袖的肖像上。
不过那只是兴趣而已，在1960年以前，他并不知道绘画可以成为一门专业，甚至有专门的院校来教授。那一年，中央民族学院来南疆招生，喜欢画画的同学们都去考试，“很偶然的机会，考上了民大附中，去了北京，这个对维族人来说很难得的，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机遇。”
13岁，从莎车去北京，几次换乘交通工具，要走上10天时间，到了北京又赶上困难时期的开始，民大的条件比其他高校好一点，总算没饿着。在北京待了8年，读完了高中和大学本科，中间回了两次家，“学校出路费，4年可以回一次家”，年纪小，想家想得又哭又闹，但好处在于，“每年寒暑假留在学校，可以画画，每周周末不出去，可以画画，每天下课了，也可以画画……”
1965年中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学生克里木随工作队去了广西柳州的三江侗族自治县，那个县位于湘粤桂交界的山区，是广西最穷的地方之一。有一点幸运的是，别人都离开业务搞运动，自己搞运动不用脱离业务。他和3个同学3个老师成立了美术宣传队，到农村画斗地主的宣传画，还画组画，有系统地揭露“地富反坏右”。“画的都是真人真事，很生动，哪个出纳，哪个会计贪污了，我们画得基本像他。”画得很起劲，到最后不知道是利用运动搞业务，还是利用业务搞运动，但无论如何，跟着老师一块画，“总算锻炼出来了”。
接着就是文革，工作队成了斗争对象，被赶回了柳州。坐火车回北京，出北京站一看，到处都是红袖章，到处都是标语……傻眼了。
系里也分成了两派，“我也加入了派别，但是不参加辩论，不参加游行，只写标语，画宣传画。”
还是画宣传画。姑且，总算，“还是没有离开我的专业”。
1968年大串联，坐免费火车到了上海、南昌、长沙，又从瑞金徒步走到井冈山，被告知当年在这里会师的，不是毛泽东和朱德，而是毛泽东和林彪！可是历史课本上不是这样写的呀？历史写错了！现在我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当时我心里就不服。”克里木说，没办法，就一路画速写吧。
这一年，克里木被分配到新疆军区，“在麦盖提县和巴楚县之间，有一片巨大的戈壁，这里有新疆最大的劳改队，离劳改队不远，有一个部队农场，我们就到那里，接受解放军再教育。”
一起来的大学生，后来有成为自治区领导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臭老九”，维族解放军战士和他们握手时，是要捂着鼻子的。“军官也知道我们是人才，但他们说，既然政府让你们来，我们也只能好好‘教育’你们。”克里木对往事的叙述，省略了残酷与屈辱，剩下的都是黑色幽默。但他自己从来不笑。
当时睡的是地窝子，早晨起来落了一嘴沙，听到喇叭响，含沙就喊“毛主席万岁”。要知道，毛主席的相片贴满了整个农场的每一间屋子，澡堂和厕所也不例外。大学生调皮得很，总是事无巨细地向排长请示汇报：报告排长，我刚才挖鼻子了！报告排长，我昨天晚上做梦了！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排长就骂两句了事。“其实我们都知道上面的政策不对，”克里木记得，后来成为自治区领导的一位同学对他讲，政治就是西瓜嘛，左推一下右推一下的。
文革时新疆的两派斗得挺厉害，但派系从来没有按照民族划分过，“那时候的干部，对于毛主席说的‘民族关系，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落实得好，出了问题也检讨得好。”
两年间，克里木又画了几百幅毛泽东和林彪像。
不喜欢照顾
1978年，中央美院招研究生，其时克里木在新疆已经颇有名气，“但中国这么大，不知道别人画得怎么样呀！”在刘秉江老师的鼓励下，他再次来到北京，准备报考。
在报名处，他看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接踵而至，又不免心虚，“当时刚刚兴风衣，他们都穿着黑色的风衣，头发披到肩膀，提着画箱，派头特别足。”可是，在看了他们的作品后，他的信心恢复了。
不计其数的报考者中，超过1000人的作品被留下，这其中的27个人拿到了准考证，最终9个人被录取，克里木是唯一的少数民族学生，他的同学包括陈丹青、孙景波等，“这是我的又一次机遇，当时还拍了《克里木考上研究生》的纪录片，在全国播放。”
“我们这批人思想特别解放，我记得孙景波、陈丹青他们一边画画，一边聊天，聊的内容我都吃惊。”
“他们都不抽烟，就我抽，孙景波让我戒烟，我说，就这么点抽烟的自由你们也要干预。结果他们就大为惊讶：哎，克里木这小子竟然也懂得‘自由’！”
研究生毕业的创作，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克里木的《麦喜来甫》最为出众，“打破了那种‘红光亮’的创作模式。”
克里木现在是新疆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的院长，事实上，从1981年回到新疆担任新疆画院副院长起，他就一直没脱离管理工作，但这并没影响他的创作。“我画画的时候，他们要是来汇报工作，我就不停笔，让他们说，反正上来废话也多，等到他们说到有用的，我就注意一下，不耽误。”
1992年，他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组织部要求推荐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我的业务好，所以取得了这个政治待遇。”他连续5年提出建新疆美术馆，不过愿望至今尚未实现，“团里就我们几个专家，还有大学的教授爱放炮，头两年我还提教育投入、文化投入，后来也不说了。”
他到北京从来不戴帽子，不穿民族服装，“有人要穿是他们的事情，我在民大读书时就是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
他主持评先进，把民族比例问题放到一边，“维族人画得好，全评维族人，汉族人画得好，全评汉族人。”从新疆画院，到艺术学院，始终如此。他坦言，不喜欢“照顾”，“照顾的应该是妇女儿童老人，应该是残疾人，这个观点我到处讲，特别是在我们维族人的饭桌上，”可是话又说回来，“他们愿意‘照顾’，是他们的事情，你努力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只要你的专业水平比他强，就会得到尊重。”
师大校长：我相信维吾尔文化的自我调节能力
7月7日，新疆师范大学校长阿扎提·苏力坦比克里木紧张得多，因为有传言说外面的抗议人群要冲击学校，1000多名聚集在校园的空地上，准备自卫。
“你想一想，万一有学生冲出去和外面的人冲突被打了，消息再传回学校来，会怎么样？”阿扎提穿过这些学生，站到最高处，冲他们喊话，他试图用半开玩笑的口吻，缓解已紧张到极点的气氛，“你们放心，我们会保护你们，你们要是胆子小，就躲在我后面，要打也是先打我这个老人。”
我1950年出生在乌鲁木齐二道桥附近的团结路，小的时候乌鲁木齐冬天比现在冷，吐口唾沫掉下去就是冰，下了雪也没人打扫，在道路上结成冰。那时马路上也没有几辆车，我们好容易看见一辆车都会兴奋地追。因为车少，所以在马路上滑冰也很安全。拿木头板子上面钉铁条，再捆绑在毡筒上，就做成了冰鞋，那是我们小时候最大的乐趣。
现在乌鲁木齐有200万人口，一到冬天就烧锅炉，可是那个时候我父母每到冬天最发愁的就是怎么搞来几吨煤。你要排队，要找车，要托人，好容易弄来一车煤，又要卸很久，每个人都在搬煤，一直到人人都一身黑黑的，把煤都搬回家才放下心来。
我的父母都是维语学校的领导，我也是“民考民”(从小在维语学校念书)，小时候也有汉族的玩伴，但我不太会说汉语。我从小喜欢读书，特别喜欢文学作品，这是我的第二个乐趣，但维吾尔作家写的书不多。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当时都属于苏联呢)有两个出版社，出版维文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但主要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俄国真正的名著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作品还是不容易读到。
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维文的也比较少，我记得有《上甘岭》、《保卫延安》、《红岩》、《红旗谱》等等，《红旗谱》还只译了第一部。当时我看了《林海雪原》的电影，就特想看长篇小说，但是没有译成维文，我又不懂汉语。后来我学汉语就是为了看长篇小说。
1964年我初中毕业，预科一年学习汉语，为高中和汉族学生混班做准备。我们那个班集中了全新疆最优秀的孩子，大家都特别努力。当时给我们发的是那种带拼音的儿童读物，还有漫画书，主要是认字用。老师要求我们一个星期认多少多少字，表现好的可以戴红花，还可以去哈密，去兰州，去西安，甚至去北京。我们班其他同学一周就认认真真读书，他们不看内容，只看汉字，看到不认识的字就按要求去查字典，可是我一下子就想读长篇，我就去读《林海雪原》，简直看得入迷了，碰到不认识的字全部跳过。最后老师问起来，人家一星期看5000字，我一星期看20万字，老师一检查生字，我都不认识！结果表现好的同学都去北京了，我还在吐鲁番附近徘徊。
本来我们应该读高中的，但是预科读完后赶上了文革，后来下到哈密伊吾军马场接受再教育。在那里，北京来的、乌市去的汉族知青很多，他们带来了很多书籍。我又读到了《红楼梦》、《水浒传》，哈代、狄更斯、海明威，我也是在那里认识的。
1977年高考恢复时，我在实验中学当语文老师，当时就想考到内地的大学去，不然和我的学生一起上新疆大学，觉得挺没面子。高考我是用民族语言考的，本来南开大学不能收，招生老师看我教语文，又是民族语言的文科状元，虽然口语不好，但阅读理解能力比较强、阅读面比较广，就破格录取了。于是我成了南开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77级的学生。
那时候唐山大地震过去不太久，学校的主楼被削掉了一块，很多窗户也是破损的，我们住在新开湖边上的一宿舍，条件非常差，可是上大学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很多朋友，并且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新疆大学中文系，用维语教中国现当代文学，后来我第一次开设了《维吾尔当代文学》这门课。
我想，从我的经历说，必须懂得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认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会长期存在，“民考汉”(从小到汉语学校念书)搞理科可以，但搞文科特别是搞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研究就比较难，因为你只会本民族的生活语言，读不了自己民族的文献。
但也要精通汉语，毕竟不可能所有的书都翻译成维文的，我自己初中时就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了，汉语给我打开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窗户，以前我只懂维语的时候，还以为看到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就能代表世界文学呢。现在国外一些人特别反对双语教学，说中国在新疆搞“同化”，我只能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谁逼着你我上汉语学校或者维语学校。问题是，你要发展，要现代化，不能都当农民，都卖羊肉串吧？你要是有条件，不但应该学好汉语，还应该学英语、学俄语呢！
这一次出现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维族是勤劳、善良的，维吾尔文化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很强的，以前在不同时期本民族内也出现过一些错误的思潮，但总是有本民族的知识分子站出来抵制这些东西，比如19世纪初非常封建愚昧，那时就有一些维族先驱站出来说话，提倡进步、科学和学习，提倡改掉自己民族劣根性。我相信，现在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问题是，他们要站出来说话，也应该多给他们提供发挥作用的机会。
周涛 我终生不会离开新疆
如果你热爱新疆，你就要始终热爱它，不离不弃
本刊记者刘子超发自乌鲁木齐
很多人把周涛称为新疆的文化名片。在文坛，他的狂傲是出了名的。作家贾平凹曾手书“狂涛”赠与周涛。周涛出生在山西，说自己得太行真朴之气。在北京度过童年，染中华命脉底色。少年时代，他随父母调动迁至新疆，遂成为西北胡儿。
周涛写诗，也写散文。虽然自谓这是雕虫小技，却仍以千古文章持之。文运兴衰，都未曾离弃。
周涛还是一名军人。即使坐在家里，他也要穿着军装。用周涛的话说，文武之道可以互补。人而无文，其志必愚；文而无武，其志必弱。1940年代出生的他，一生处于文武之间。他在喀什下过乡，在伊犁当过兵，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开始写诗作文。
20世纪80年代中期，周涛以他的诗作成为“新边塞诗”的领军人物，而90年代以来，散文又使周涛迈向了另一个高峰。尽管如此，周涛说，无论褒贬都是身外之物。他有更远大的使命感。他神色坚定地说，他要做的是文化上的苏武。
精通维语才能深入了解维族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来到新疆的？
周涛：我小时候在北京，说一口北京话。1955年，随父母调动到新疆乌鲁木齐自治区党校，就变成新疆人了。你可以设想，我们这些由于种种因素，命运发生转折的人，来到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跟你去内地一个地方是完全不同的，是心里最深处的不同。你面对的是多民族、多文化的生存环境，这是一个挑战和学习的过程。
人物周刊：后来你在新疆上大学，学的是维吾尔语？
周涛：1965年考入了新疆大学，本来报的是中文系，但被分到了维语系。开始心里不平衡，后来才明白去维语系的反而是条件好的，将来可以走仕途的。你在自治区当官就要懂维语嘛。可惜的是，刚上大一就赶上文革，课停了，所以维语没有学完。
人物周刊：当时不能上学了，心里怎么想的？
周涛：当时很年轻，才十几岁，听到不用上学心里非常高兴，和同学们不断欢呼。当时大家都不担心上学的问题。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本来都不想考大学，为啥？因为那个时代的偶像是董加耕、邢燕子，那才是时代的模范，年轻人的楷模。他们干了什么？他们不上大学，下农村当农民。
人物周刊：现在看来，没有学成维语遗憾吗？
周涛：如果当年学好了维语，那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喀什，呆了8年。如果大学的时候学好维语，我肯定可以写出一本真正有分量的长篇。我说过，要在新疆这个地方写长篇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是有生活，从城市到乡村，全面而深入了解生活；第二个条件是要精通维语，能和任何维吾尔族人打交道。这个尤其重要。只有精通维语才能深入了解维族，否则你写的长篇文章就不可能深入人心。
南疆是我人生之中最难言的体验
人物周刊：南疆8年的生活在你的记忆中占什么样的位置？
周涛：我很少写在南疆的经历，因为那是我人生之中最难言的体验。有些人在南疆呆了一年多，就写了大量的文章，但我在南疆呆了8年，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写。
人物周刊：当时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
周涛：乐而忘忧。没有什么事情做，人也比较懒惰。当时有一个朋友问我，如果可以选择，地委书记和诗人，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我选地委书记。雄才大略啊。他问我为什么？我就给他掌讲了一个笑话。皇帝问阿凡提：“一边是真理，一边是金山，你选哪个？”阿凡提说：“金山”。皇帝嘲笑他说：“如果要我选，我一定选真理。”阿凡提回答：“那是因为你没有真理，我有真理，当然就选金子了。”要金子不要真理，反映了我当时深层的文化心理。我确实喜欢文学，早期想当诗人、作家，但一到现实当中，思想天然地就转变了。我知道生存不能靠写诗。
人物周刊：当时在喀什汉人有多少？
周涛：机关里面汉人比较多，市民里面比较少。
人物周刊：那时候跟少数民族接触多吗？
周涛：喀什地区有12个县市，当时人口有二三百万，我跑遍了下面所有的县市。当时那里的生活条件很差。
有一次，我和几个汉族朋友在街上走，碰到一个维族人。他走过来一把拉住我，我说干啥？他说我喝多了。我说喝多了回家睡觉去。他就走了，可还没走两步，又回来拉住我，说到我家去。我说到你家干啥？他说喝酒。我说好，去就去。我就跟他七拐八拐进了深巷子里，没想到里面简直如同迷宫一样，更没想到看上去狭窄的巷子里面会有那么大的院子，花木那么繁盛，家里也非常漂亮。在他家里，我们俩大吃大喝。临走的时候，维族人抱着我的脑门亲了半天，说“我们团结起来，敌人来了，我们把他枪毙”。我在喀什那么多年，冒犯过我的少数民族一个都没有。
维族是马性民族
人物周刊：你和维族的知识分子交往深入吗？
周涛：认识很多，但深入不敢说，深层次的理解，就是汉族人和汉族人也不容易，更何况和其他民族？我非常遗憾的一点是，这么多年，我还没有哪本书被完整地翻译成维语。
人物周刊：维族文化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周涛：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维族人唱歌，唱着唱着我听懂了。听懂以后我就大吃一惊，这个民族真是诗性的民族。我觉得，汉民族是牛性民族，维族是马性民族。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具有一种强烈的躁动性，一旦起来之后势不可挡。我觉得汉民族就缺少这种马性，我身为汉人有点惭愧。我们这个民族，不能老是孔孟的那套思想。我一直觉得孔孟的儒教害死人，把中华民族血的历史冲掉了，野性磨灭了，没有了野性怎么生存？人类社会也是一种野兽丛林，也是非洲草原，人类也是一种所谓披着文明外衣的野生动物。人类总是容易被自己的文明骗了，以为自己有了文明，和动物不一样，但事实上，骨子里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你照样需要充足的空间，需要像动物一样撒泡尿，宣布那是你的领地。所以一个民族永远不要丧失动物性。
人物周刊：生活在新疆，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周涛：我们把命运放在这里的人，时刻都在比较。不管汉民族文化多悠久，多深厚，也是有弱点的，而其他民族的文化中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你在寻找别的文化的过程中，也加深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感受，在碰撞、对比和冲突当中的感受。
人物周刊：能具体说说吗？
周涛：我以前写过一本关于长城的书，讲了各民族文化和汉文化对长城的理解。可以说，长城是解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钥匙。从我的经历和角度看，为什么中华民族的封建文明几千年，向资本主义转变不了？我认为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以长城为标志，长城以内是农业民族，以外是游牧民族。当中央汉民族过于羸弱的时候，游牧民族就会突破长城，带来野蛮的文化和生命，甚至统治。梁启超说，中华民族70%的时间是由异族统治的。当野蛮民族统治时，先进的文明又被拉回去，这种异族的入侵为中国长期的封建文明提供了一个保鲜的条件。中国如此频繁的野蛮统治先进文明，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保持。
人物周刊：是什么力量让你在新疆呆了这么多年？听说山西曾经想请你过去当作协主席，被你拒绝了。
周涛：我经常感觉我是文化上的苏武，立足在新疆，代表着汉民族的文化。我的一生就在自觉地做这个事。艾青、王蒙他们也在新疆呆过，写了很多说新疆好的文章。可既然说它这么好那么好，为什么要离开？我终身不会离开新疆，死了也会埋在这儿。如果你热爱新疆，你就要始终热爱它，不离不弃。如果说我这个人有什么意义的话，到现在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在这样一个边远的地方，我让汉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传播。(实习记者李敏、翁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黄沙梁故事：新疆移民文化的缩影
黄沙梁作为新疆移民文化的缩影，其价值恰在于它完整展示了百年来中原与新疆难分难解的联系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新疆沙湾
1
新疆准噶尔盆地的大部被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覆盖。在沙漠的南缘，玛纳斯河静静地流淌，一个叫做黄沙梁的村子就坐落玛纳斯河畔、靠近沙漠的地方。
在这个看着太阳生活的村庄，高秉义家墙上的挂钟已经停摆多年了。
如今，高秉义已至耄耋之年，对自己的一生仍不无恍惚之感。3年自然灾害时，他从河南老家逃荒到新疆。同行的3个老乡都客死路上，只有他活了下来。
年轻时，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建国后回老家务农。1963年，青黄不接的生活使一家人四散逃荒。在外游荡了4年后，高秉义来到了这个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落，“挖了地窝铺子”，定居下来。
几十年的日子宛如一梦，直到最近几年，高秉义才说服自己：把这把老骨头留在新疆的土地上。不过在生长于斯的高真真看来，偏僻的黄沙梁却早已比千里之外的中原更像是故乡了。
与高秉义一样，如今黄沙梁的大部分村民都是3年自然灾害时逃荒到这里的。1961年秋天，刘亮程的父母从甘肃金塔来到乌鲁木齐。
那时的乌鲁木齐正在修建中，没有多少城市的样子。在河边拉了一冬天石头，刘亮程的父亲对这个遍地芨芨草的首府城市有点失望，他们在老家饿坏了，想找的是一个有粮有地的地方。第二年开春，天寒地冻的1月，刘亮程的父亲拖家带口往前走，最终在黄沙梁停了下来。
“那时，黄沙梁有公社大食堂，有白面大米，能吃到肉，”刘亮程说，“最主要的是，村子四周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有一条在蒙语中意为‘巡逻兵’的玛纳斯河。”
另一位老人李翠珍，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仍然健在的“老新疆人”。早在清末，她的爷爷就骑着骆驼带着一家人从甘肃酒泉经过这里，在戈壁滩遇见了土匪，东西被洗劫一空，人便依河而居下来。
年轻时，李翠珍也曾回过甘肃老家。虽然环境气候并无大异，可还是感到不习惯。除了两次短暂的“回乡”之旅，李翠珍的一生都在黄沙梁度过。这里的一切是如此熟悉，以至过了30岁就可以闭着眼睛活。如果你不放心，过上七八年睁眼一看，也不会有让你新奇的事情。
如今，刘亮程还记得父亲形容自己初到黄沙梁时的情景：玛纳斯河畔长满了红柳榆树和沙枣树。那时盖个房子也很困难，先要砍树，把密麻麻的树砍倒腾出地方来。河水在几步远的地方喧腾，可树挡着就是找不见。
“我们在黄沙梁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刘亮程说，“一个偏僻的村落，突然变得热火朝天。”
2
作为一个汉族移民自然形成的村落，黄沙梁除了荒滩上哈萨克族的羊群，看不出太多少数民族的痕迹。刚解放不久，政府曾把少数民族划分到黄沙梁等各个村落，不过对耕种技术不甚了了的维族人很快就进城经商了，而游牧的哈萨克族依然骑着骏马、赶着羊群，逐水草而居。
黄沙梁的主体是甘肃人和河南人。如同山西人之“走西口”，甘肃人自古把新疆作为移民之地，而进入1960年代，逃荒而来的河南人也越来越多。河南多涝，甘肃多旱，忧心忡忡的河南人往往择高而居，甘肃人则选择玛纳斯河湿润的谷地架梁建屋。
一高一低，形成均势。尽管同来自汉文明地区，黄沙梁的甘肃人与河南人却有着一条相对清晰的界限。在高秉义的印象中，“甘肃人散漫，河南人抱团”。甘肃人一般是举家搬迁，而河南人基本只身前来。
“虽然都是逃荒来的，但河南来的多是穷光棍，”高秉义说，“甘肃人瞧不上俺们。”
在一个只有200人的村子里，两者的博弈也体现在村长选举上。在任命村长的年代，荣膺的都是甘肃人，可改革开放，改为选举制后，河南人便垄断了村长的位置。
尽管如此，融合和遗忘依然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子并行不悖地进行。仅举生活琐事为例，甘肃人家里坐的竹凳就是河南人的款式和手艺，而河南人喜吃的大盘鸡则要归功于甘肃人的发明。不过，某些传统两者却都已不在讲究。房屋不再有堂屋了，更无人再去记录族谱。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黄沙梁并不太关心外面的世界，更没有人在意7月5日200多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发生了什么。至今，黄沙梁还没有一家商店，也没有饭馆。每逢农闲，村里人会骑上摩托车，到二三十公里外的农垦兵团商店打醋打酱油，添置日用品。
黄沙梁的文化生活单调贫乏。直到1987年，村里才有了第一盏电灯，而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亦很少有露天电影放映队下到这里。
那时的娱乐是，村里人聚到刘亮程家，听他父亲说书。一盏煤油灯照着刘亮程的父亲，人们围坐在暗处，听着那些陌生的故事，感觉很远处的天，一片一片地亮了。“话说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部《三国》已不知讲了多少遍，却常常说乱，到后来变成了《杨家将演义》。
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的村落并不多见，但这并不意味它完全疏离于时代风潮。
问问黄沙梁的老人，你就会发现，这里不缺少历史上任何一次狂热的激情。文革期间，一个原来开煤矿的甘肃人为了躲避批斗，投奔黄沙梁的亲戚李翠珍。来到这里却发现，黄沙梁家家挂着毛主席像，泥墙上贴着大字报。工作队骑着马来来往往，在村里展开文斗、武斗。
村里的小学老师被打跑了，孩子们也就停止了教育。不过幸好，他们还可以在自然中学习本领。夏天，孩子们在玛纳斯河游泳钓鱼，冬天就扛着猎枪，去覆盖着厚厚积雪的荒滩打兔子。
拣柴也是孩子们的任务。夏天拔河边郁郁生长的红柳草，冬天则要赶着牛车去被冰冻住的沙漠，砍硬如木炭的梭梭柴。孩子们半夜出发，天亮时候到达。先把吃的烤在火上，然后挥刀砍柴，砍一车柴就可以维持一周的用度。等到砍完柴，赶车回去，天又已黑了下来。
1981年，刘亮程突然发现曾经的垦荒时代结束了。人们开始走上回城的道路。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曾经路过的城市变得遥远无比，而且已经不是那么轻易地让人居住了。
3
黄沙梁的故事并不稀罕，在漫长的汉族移民史中，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历史上，新疆汉族移民主要分布在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等新疆东部和北部地区，这些地方均是历史上的政治、军事重镇。由于天山南北交通阻隔，南疆很少有汉族人进入。直到现在，汉族人口仍然主要分布在这些地方。
如今，汉族中如李翠珍那样的“老新疆人”，大部分是在清康熙以后陆续进疆的。当时清政府仿效汉唐时期的作法，在新疆实行屯垦戍边政策，最初是清康熙、乾隆两代的驻疆部队，而后是屯田的垦民。屯田的劳动力主要是从内地来的汉族人，分为兵屯、民屯、犯屯三种形式。这三种屯田者就是汉族来新疆的主流。他们在新疆繁衍生息，成为汉族人在新疆的先民。
民国时期，新疆先后被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杨增新统治时期，社会比较稳定，而甘肃、陕西、河南几省连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于是人们结伴来到新疆。其后是金树仁统治，因他是甘肃人，而陕甘两省与新疆有临近之便，所以在他统治时期，陕西、甘肃来疆汉族人较多。而盛世才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内地一些地区又屡遭灾荒，许多人举家逃难来疆。到了国民党时期，为了加强对新疆的统治，在呼图壁、奇台两县都驻有重兵。
建国以来，大批解放军转业到地方进行生产建设，并相继有许多内地青年来疆工作，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3年自然灾害，难民开始逃荒至新疆落户。
黄沙梁作为新疆移民文化的缩影，其价值恰在于它完整展示了百年来中原与新疆难分难解的联系。
黄沙梁隶属沙湾县，属于塔城地区，最早从唐朝开始开挖渠道。《新疆图志·古迹》记载，该唐朝渠“阔约丈余，长数十里。”1950年解放军军垦战士在那里屯垦时，遗迹仍依稀可辨。
大规模的开渠垦田始于清代。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东起玛纳斯河、西止巴音沟河，修建有皇渠、上岔渠、永胜渠、太平渠、凉州户渠、安集海渠、三道河子渠等9条干支渠，全长200多公里，灌田360公顷。
民国初期，沙湾沿用清朝时期旧渠。沙湾建县后，兴修水利，许多旧渠被修复使用，还修建了不少新渠。
黄沙梁的出现与太平渠息息相关。太平渠开挖于清乾隆年间，从渠的名字便知道，是官银修建。同治年间，阿古柏入侵，战乱长达13年，渠道废弃。
如今，在黄沙梁背后的沙沟沿上，由东向西散布着一片破庄子，全是干打垒的厚实土墙，多半墙圈屋形完整，门窗和烟道清晰可辨。那就是黄沙梁的旧庄子，废弃已有六七十年了。刘亮程回忆，在他童年的时候，还有两户人家住在里面，一家只有一个老妇人，儿子常年在外地，没能力在新庄子盖房。另一家是新来的河南人，把一个废弃的破墙圈拾掇了一番，搭了个顶，就在里面生活了。
三区革命时，全村人赶车骑马，蹚过玛纳斯河躲避战乱。也是在这一年，时任沙湾县长挟带县志逃离县城，在过玛纳斯河时，县志掉进河里，被水冲走。那本记载着唐朝渠、新盛渠、皇渠和太平渠历史的史志，被归还给了河水。
1950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9军25师进入沙湾一带垦荒，一些荒弃的老渠道被修复利用。兵团人在沙湾土地上开凿了一条大渠，渠首在沙湾商户地乡，堰坝取玛纳斯河水，宽数十米，深数米，横穿商户地、老沙湾、四道河子，进入下野地垦区。这是沙湾境内最大的一条渠，水流浩荡，有河的气派，人们习惯叫运河。也是这一年的秋天，驻县部队帮助地方开挖了8条渠道，总长180公里。到了1953年，全县“组织民工3044人，开新渠31条，修复旧渠85条，挖泉眼投工194899个。”
一个新的拓荒时代到来了。逃难在外的沙湾居民开始陆续回来。他们的房子已被烧成一片废墟，人们只好在废庄子前面，重新建造家园。这个家园就是现在的黄沙梁村。在这片旧址西北几公里处，还有一片破房子，现在已经埋没在连片的棉花地里。那是最早的屯垦者居住的庄子。
太平渠像一条纽带，连着3个庄子。从那个已经消失的老庄子，到沙沟沿上的旧庄子，再到现在的黄沙梁，这个村庄在百年时间里，朝前走了3步。旧庄子像它扔在荒草中的两只鞋子。人们住旧一个庄子就往前移一两里，盖起一个新庄子。天高地广，谁愿意在老地方再盖新房呢？
4
1978年，刘亮程考到了石河子农机学校。3年后被分配到沙湾县城，成为一名专业农机管理员和一位业余诗人。那一年，刘亮程把一家人搬到了县城。
那时候村里陆续有人搬走。去县城，去乌鲁木齐，因为2000块钱就能买到城市户口，就能在供销社、粮油加工站这样的国有单位找到工作。
和很多人一样，刘亮程并没在拿到城市户口后获得实质性的帮助，因为国有单位很快就纷纷倒闭，不用城市户口也可以找到工作。1993年，刘亮程辞去农机管理员，来到乌鲁木齐打工。当时正是下海潮，刘亮程就到《工人时报》做了一名副刊编辑。乌鲁木齐的生活充实而稳定。在那段时间，他开笔写成了那本名噪一时的《一个人的村庄》。
“不知为什么，突然间就开始想念黄沙梁，想念那里的树、草和沙漠，”刘亮程说，“仿佛把目光留在了那里，它就夜夜从我不知道的某个视角，看着我和我正经历的一切。”
如今，李翠珍一家仍然生活在黄沙梁，但黄沙梁的生活也不同于往日。
1992年，政府开始鼓励私人垦荒打井，远在边疆的农民发现自己有了用武之地。如今黄沙梁每户人家都有五六百亩地，农忙时要去石河子劳务市场，雇十几人摘棉花。短工60元一天、长工1200元一月，价格甚至不低于东部沿海城市的水平。如今，李翠珍家有700亩地，用她的话说，“比以前的地主还地主了”。
年纪大了，她早已不再下地干活，而是每天坐在阴凉的土坯房里。但生活并没有杜绝烦恼。她开始抱怨，刚来这里时打3、4米就有淡水，现在却要打60米，而能喝的水要打到100米以下了。她的儿子就要结婚，却发现黄沙梁找不到一块像样的木材。她感叹，那些曾经密麻麻的红柳榆和沙枣树呢？它们现在在哪里？
年初，儿子回了一趟甘肃老家。回来告诉她，老家的生态已经被破坏殆尽，她担心这里，担心她最后的家园，再过二十年会不会也要重蹈覆辙？
尽管如此，在黄沙梁，生活仍旧像普通的汉族村落一样冗长地继续着。早上凉爽的晨风吹拂着出工的拖拉机手，羊群像一支军队被赶往沙漠边缘的牧场，而无所事事的人们坐在屋里，坐在树下，望着眼前熟悉的一切：棉花地直接天边，一面是广阔的沙漠，一面是积雪覆盖的天山。 (感谢刘亮程先生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二道桥前世今生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潇郑廷鑫发自乌鲁木齐
7月11日。街上可以看到行人了。小摊贩出来了。搅拌机吱呀吱呀，冷饮机哗啦哗啦，一盒冰淇淋、一杯石榴汁就端到你面前。然后是小一点的商铺。还谈不上太多生意，但卷闸门好歹拉起来了。早晨10点多，篱笆里面有吃鸡蛋面的客人，一旁的维族小伙儿往大锅里倒着粘稠的油脂。手抓饭回来了。生活的气息，回到了二道桥。
乌鲁木齐旧称迪化，清代贬谪新疆的大文豪纪晓岚说它“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内清泉尽向西”，很长一段时间，迪化城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形基础上向南北伸展。
今天的南门，是迪化城的南端。出了南门，朝着天山的方向，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乾隆年间，城里人与游牧的哈萨克人在南门附近以茶易马，可算集市在城市边缘的发端，而“马市巷”的名字也延续至今。《乌鲁木齐事宜》记载：1762年，“由城南北商贩，市肆繁华，俨然成都会。”民族商贩从那时起就开始在南门外云集，从南疆来的褡裢布、白大布、和田地毯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和农副产品，翻越天山，源源不断进入这个市场。
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签订不平等的《伊犁条约》，新疆的乌鲁木齐、奇台、哈密、吐鲁番被确定为俄商贸易区，1895年，又在乌鲁木齐南门外给俄商划出了专门的贸易圈，到1907年，乌市的俄商超过800人，他们开设的洋行八大家名盛一时。
“外资企业”的兴盛带动了民族商贸的发展，《乌鲁木齐风物录》说，俄国的商家、德国的货主、天津的商人、陕西的千里挑担货郎、喀什的商贾、伊犁的老板云集于此，“请进、请坐”之声不绝于耳，算盘称重之声日夜不停。当年这里有丝绸市场、地毯市场、棉花市场、羊毛市场、土特产市场等，商谈结算有规，市场调节有序。市场的辅助设施，大饭馆、小吃店、车马房、乡会馆应有尽有，扫苗(剃头)坊、成相馆、洗澡池、钱庄子、制衣铺一应俱全。1896年，一座宽一丈一尺八、高六尺的木桥在此间的水渠上建成，它被命名为“二道桥”。随洋行进驻于此的是外国领事馆，如果说二道桥成为影响政治的一个因素，这或许就是开始。
辛亥革命后，洋行走向衰落，地方政府在南门外搭起12米宽、两层楼高的“天棚”，各族商人在棚下摆摊营业，其中主体是维吾尔族。渐渐地，有了民居和巷道，清真寺也建造起来了，维吾尔人的社区慢慢形成。
今天，城墙、城门都已不复存在，但南门仍然是一道人文地理上的分界线，熟悉术语的人会说，这是“大杂居、小聚居”中“小聚居”的代表。
南门以北的城区，与内地发展较好的中等城市并无大的差别，这里有麦当劳，有茶餐厅，有百盛，有王府井百货，市民讲着带有西北口音的普通话，音像店里传出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到了南门以南的二道桥和山西巷子，街上高鼻深目的行人多了起来，商铺前的招牌上多半都是书写得很大的维文，有些大到占据了大半个招牌。店名充满地方情调：阿穆瑞诺餐厅、依布拉蜂蜜店、夏帕艾提门诊、阿米娜乐器店，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古典的维吾尔音乐木卡姆，也可以听到来自中亚或者西亚的流行歌曲。民间都说，不到二道桥，等于没到乌鲁木齐。
在维语里，“巴扎”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可以指集市，也可以指赶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二道桥自然形成的巴扎很是兴旺了一阵，直到1950年代前期，这里还是乌市最喧闹的地方。1957年，由国家投资，自治区商业厅在此兴建半弧形三层营业楼，取名二道桥百货商店，1959年1月正式开业。国营商店取代了个体商户。
整个1960-1970年代，二道桥暂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最有影响力的是3家单位，一个是外贸局(现在的经贸厅)，一个是苏联领事馆，再一个就是国营百货商店。“外贸局从解放路一直到新华路，大得很，苏联领事馆斜对面有个店，专卖皮制品，一件水獭皮的大衣当时就卖几千块，不知道是不是外贸局开的。”在二道桥生活了30年的作家何树林对当年的光景记忆犹新。
“文革”期间物质短缺，百货商店里的“商品”仅供摆放，并不出售，到处都是排队的长龙。民间流传一副对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横批“南北”，意指“缺一(衣)少十(食)”、“没有东西”。尽管如此，仍有民众在二道桥悄悄地“巴扎”，“资本主义尾巴”没能全部割掉。
维吾尔是重商的民族，1980年，二道桥团结剧场门前悄然出现卖烤羊肉串，卖面肺子、羊头羊蹄的摊位，乌鲁木齐人成群涌来，把这里吃成了有名的“夜巴扎”。
夜市一火就是20多年，一位记者几年前这样写道：你知道乌鲁木齐的冬天有多冷吗？大雪铺天盖地，摄氏零下30多度，会有人冻死，但就是在这样寒冷的夜里，这些小商贩也不会散去，一个摊位守着一盏灯一盆炉火，“一个商贩曾告诉我，商业守的就是信誉，这个夜市就是不论什么情况下，都会开着，都会有吃的。没有生意不要紧，不能坏了信誉。”
不要小瞧二道桥的人，那些在街头烤着羊肉串的小贩，也许就在两侧幽深的小巷里拥有丰厚的家底。商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出发和到达：向东，他们前往内地；向西，他们走入中亚、抵达欧洲，没准下一个奇迹就在这跋涉中诞生。
1999年起，乌鲁木齐对二道桥进行大规模改造。国际大巴扎、新疆民街等旅游商贸点依次出现，多数店铺被归置到几个庞大的建筑物里，和现在北京的秀水一样。对于多数外地人来说，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就好比北京的王府井、天津的滨江道和上海的南京路，然而你只需离开路面整洁的步行街，往纵横交错的巷子稍稍移步，就能发现一些不同——二道桥并不仅仅是“汇聚我国新疆和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光购物的‘金商圈’”，它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深层内涵需要我们去认知和了解。
7月11日下午，武警整齐的口号声中，又一家街边小店重新开业。维族汉子端出盛满酸奶的保温桶，桶中央浮着巨大的冰块，几乎占据了保温桶三分之二的容积。汉子不停地搅拌着，冰块缓缓打着旋儿。很快它就会融化。
(实习生李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资料：《天山区文史》、《乌鲁木齐风物录》、《乌鲁木齐地方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