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06/上海的面子,需要更多的人来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

“画漫画有个屁用!”这是漫画家丁聪先生六年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的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几万字的录音被家人订正了很多“不合时宜”的内容。一个率真的人要想完整地做一回自己何其困难。

但这只是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困境。权贵者的文化放纵才是这个社会常态。请看一首长诗:“五千年追溯,/一个古老民族的传说,/其名亦灿,/其史亦煌。/二百年回眸,/一个泱泱大国的沉落,/其情且悲,/其心且痛。/六十年跋涉,/一条东方巨龙的觉醒,/其志也壮,/其路也艰。/三十年过去,/一个世界强国的崛起,/其歌正亢,/其劲正强!”你能想象出这是谁的杰作吗?在读文学博士,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发表于其掌管下的核心期刊头条(《艺术百家》第一期)。占用四个页码的三百行“长诗”,仅仅是想表达自己的政治服从。我想,任何一个受过中文熏陶的编辑都不会乐于发表这样的作品,在权力通吃的体制下,我们只能谴责敢于命令编辑发表这样的文字垃圾的作者。权力让一切被笼罩的臣民蒙羞。

从这个意义上看周立波的演出,我们就可以知道,被政治正确校正过的南派脱口秀,其140分钟创造的600多次掌声有多么不容易。这个公约数是在被极有约束力的分母除掉之后的成果。

请注意,似乎有一个规律,政治形势异常的时候,时不时会蹿红一个个“文化明星”。余秋雨、于丹、赵本山、郭德纲皆在此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不是无老虎,而是被囚禁了。在所有应该正当讨论的问题被强行中止后,必然出现一个个貌似新颖的丑角来润滑干燥的社会。

总有一股力量需要宣泄,不能朝明媚的地方去,就必然在暧昧处立足。把周立波置于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或许能看的更明白些。

标榜“海派清口”的周立波走红,除了自身的功力外,也与政治的需要相关。他因参加“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合唱,而得到官员与文化名流的呵护与扶植。官员钦点之后,名流点评跟进,媒体轰炸,迅即烧红了上海滩。余秋雨说“一百年才能出一个周立波”,钱文忠说,周立波可以让上海人走出文化上的自我矮化(见《博客天下》第十一期),激发上海人的自信,可以让人热爱上海。被赋予拯救上海文化的使命,周立波身不由己地红了。

不久前,前文化部长王蒙突然对赵本山大唱赞美诗——“赵本山在主流媒体上争到了农民文化的地位和尊严”“他悄悄地进行了一点点农民文化革命,使得我们的主流文艺更加宽敞自然开放亲民。”(见《读书》第四期)当时我还很纳闷,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如今豁然开朗。文化名人们总能攀上某种可怕的高度,从喜剧小品中看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遗憾的是,王蒙所激赏的和谐文化样板赵本山,代替不了农民和农民文化。中国农民沉默着,愤怒着,反抗着,这样的文化传统,你表现了吗?在我看来,赵本山兜售的是一副难以下咽的搞笑汤药,他塑造的是一个被矮化、弱智化、卑琐化之后的痞子农民形象,是王蒙曾经欣赏过的王朔小说中那些主人公的超级变种。这一路人马共用的招数是,从贬损大众中获得某种邪恶的智力快感。

总有人迷信于倚靠权力获得的点石成金的特权,但却常常用错地方。不甘寂寞的准官员心态,往往使这些文化人的话,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自以为是的智力优越感,往往促使他们做出与常识不符的判断。丧失了人类共有的价值观之后,最拿手的武器就是诡辩和相对论。快嘴,名嘴,大嘴,最后皆是臭嘴。

在现有管制格局下,一个地方的媒体无法监督该地的官员,需借助外面的媒体打本地老虎。自1989年初夏关闭《世界经济导报》以来,上海的媒体基本处于默声状态,沉默内敛,低眉顺眼,偶尔跟在别人后面打几下冷枪。在外地人眼里,上海的形象其实很不妙。这就是为什么当地政府不遗余力关照余秋雨等人的缘故。矮个子里面拔将军,死活也要弄几个标志。真正的思想者是上不了台面的,比如王元化,比如沙叶新。

在中国的四个直辖市里,北京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佼佼者,天津、重庆,平庸而沉默。重庆除了在性新闻方面标新立异外,基本看不到任何令人尊敬的精神活动;天津乃皇帝卧榻边的丫鬟,乖巧而谨慎。上海,这个曾经与北京并驾齐驱的大都市,被学者杨东平称为文化南极(见《城市季风》)的思想基地,无可救药地沉沦了。一个自废武功的城市,尽管还保持着某种优雅的习气,不时也有一声咳嗽,但总体上已经软弱无力,颓废而自矜。三十年来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北伐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再度崛起,替代上海成为强大的文化南极。

在外来者汹涌的今天,上海人已经成为人口少数,上海的特性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谁的上海?谁才是上海的灵魂?定义上海的话语权必须掌握在有上海血统的人手里。

故此,我把炒作周立波理解为一场精神事件。

周立波虽属滑稽之列,但不失“喝咖啡”的优雅。比起赵本山等人来,他敢于讽刺世相,企图变成对社会发声的有尊严的快乐供应商。这或许得之于其智慧的支撑,他在平等地与观众交流,而非挠痒痒式的下作勾引。第十七期《三联生活周刊》刊登王小峰的报道称,周立波上场相当讲究,“像去参加一个高级派对”。这与过去的老艺人迥然不同,他把自己同那些制造噱头供人一笑的杂耍区别开来。一个人在舞台上说满两个多小时,其间只配以简单音效和数张提示纸。他自信的基础是“我是玩逻辑,玩观点,玩出其不意的,看三十场可以笑三十场。”

周立波老少通吃。第十九期《第一财经周刊》列举了诸如“他是上海人”“他说上海话”“他把大家的过去变得有趣”“他损人讲究节奏”“他带着纸笔讲笑话”等十五个大家喜欢他的理由。其实,最重要的理由是,他“敢于触及时事,大胆放言。”(见《新民周刊》第二十期发表的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的文章)仔细琢磨,是上海人用自己的语言评点他人,调侃天下可乐之人,议论世界可乐之事。某种被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了。借用周立波经纪人关栋天的话,“他给这个城市带来欢乐,给住在这个城市的居民们带来了对这个城市的热爱与自豪感”。 优雅与学识使周立波完全有资格鄙夷北中国的几个娱乐大王。更可贵的还有,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土壤在哪里。

看上去一切都还不错。“时事点评”是他成功的尝试,他自称放得开,没有什么束缚。也有官员称,“中国在公共场所可以出现未经审查的、带有浓烈民间色彩的叙述,体现了思想的自由。”经纪人说,“只要不突破政治、宗教、隐私的底线,我认为什么都可以谈。”但《南方周末》记者描述的一个细节,却让人窥见了这轻松背后的奥秘。周立波一个表演温家宝被掷鞋的段子,让官员们讨论了半天才准予通过。

放一个本土文化卫星,可以挽回一点面子。但上海的面子太大了,需要更多的人来撑。提振上海精神,仅有一个周立波是不够的。上海的觉醒必须伴随思想的开放。政府的强势管制窒息了城市生长的活力,四年前学者杨东平在他的著作里写道:对体制外文化空间的抑制,是“海派文化”振兴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海如果渴望可爱起来,就必须给思想文化留下发挥的余地。放松文化管制,是当务之急。

我想用开篇那位文化官员“诗句”的收尾结束此文。

山是春天,河是春天,大地是春天;

我是春天,你是春天,人民是春天。

用所有万紫千红打扮祖国春天,

用所有春的消息写下华夏诗篇。

春风不忘,春天的故事将永续,

春天不老,祖国的明天春常在!

在遍地敏感词的今天,轻佻空洞的文字掩盖了多少不甘屈服的亡灵的呐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如果有建议,请与作者直接联系:[email protected]

《杂志PK》



周立波上海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2/21) (笑侃费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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