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14日14:27:9(京港台时间) 刘诗昆大师与李德伦大师的关系如何，因何文革中被关入监狱，又因何被释放，他当年为何最后一刻放弃在多伦多开设艺术中心，为何曾一度对钢琴协奏曲《黄河》反感，以及当年出国演出差一点滞留美国未归……日前刘诗昆在多伦多接受包括星星生活等多家媒体在内的采访，言语中透露出这位艺术大师鲜为人知的往事。
（星星生活特稿/捷克佳）蜚声国际乐坛的钢琴大师刘诗昆近日抵达多伦多，参加由李德伦音乐基金会举办的第四届“中西荟萃音乐会”。已过花甲之年的刘诗昆既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钢琴艺术演奏家，又是一位注重幼儿培养的钢琴艺术教育家。
刘诗昆的人生经历更是曲折坎坷，年轻时就获得国际钢琴比赛大奖，曾经身为叶剑英元帅的女婿，文革中因政治原因被投入监狱，复出后重新找回对音乐艺术的感情，而且至今仍活跃在舞台，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正如刘诗昆在多伦多的小学妹、现为李德伦音乐基金会会长的林盈女士所说，刘诗昆的经历特殊，成就也特殊，他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因此可以说是极其特殊的艺术家。
★★刘诗昆对多伦多的深厚感情★★
受家庭音乐环境的熏陶，刘诗昆三岁学琴，五岁登台，十岁在全国少年儿童钢琴比赛获冠军。刘诗昆毕业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1956年在参加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并获得特别的奖品–李斯特的一绺头发。他是1958年第一位参加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获奖的中国钢琴家。他与李德伦大师共事多年，逾越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伴随着这位艺术家的传奇与辉煌。
这次来多伦多是应李德伦基金会的邀请，参加这个组织主办的一场丰富的，高档的综合音乐会，我只是这个音乐会表演者的其中一人，还有其他多位很出色的表演家和我在同一场音乐会中表演。这次演出具有很特别的意义，一是李德伦和我本人是多年的老同事，他也是我一个很老的大兄长，他本人的艺术造诣和成就，以及为人都是我本人所敬重的。
**与李德伦大师关系源远流长
在1959年，北京国庆十周年的时候，第一次在李德伦的指挥下演奏钢琴协奏曲，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一个重要音乐会的节目。在此前，李德伦曾经在上个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他在留学之前已经是一个很知名很成熟的指挥。
那时李德伦被国家派到莫斯科进修，在他之后，我于1957年到莫斯科短期留学，参加第一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后来得奖回来之后，1960年到1962年，我又再度到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李德伦是50年代早期去莫斯科留学的，我第一次留学时，李德伦还没有毕业。可以说，那时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我们是先后和短期的同事和同学。
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3年，当时我被关进监狱近6年。我被放出来以后，原来所在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解体，我被调到中央乐团。1973年起，直到我到香港定居的1990年初，在中央乐团的多年当中，和李德伦一直在一起，和他是多年的亲密同事，他是我的一个大兄长。所以，这次应李德伦基金会的邀请，首先想到这位卓有艺术成就的大兄长，为了以他命名和纪念他的音乐机构的邀请，我觉得应该是义不容辞的。
**曾差一点在多伦多开设艺术中心
多伦多我曾经几次来表演过，最早的一次是1985年。我这位小学妹（指林盈–作者注）现在是李德伦基金会的会长，当时多伦多还没有李德伦基金会，李燕（李德伦的女儿–作者注）还没有出国。那次来是和赖德悟先生指挥的华人乐团合作演出。此外，还举行了单场的独奏音乐会。1990年移居到香港以后，又先后两次到多伦多和温哥华演出，是由多伦多华人艺术家协会举办的音乐会。
最近的一次是在香港1997回归之前，当时那次还准备在多伦多开设刘诗昆艺术中心，连商场铺位都找好，设计图也画好。但在最后一刻，我突然间临时决定暂时不开了，原因觉得这里的商场太冷清。感觉到香港也好，中国内地也好，加拿大这里地广人稀，施展不开。
刘诗昆在第四届“中西荟萃音乐会”上（多伦多，2006）（摄影：捷克佳）
这次是时隔多年，再次来到多伦多。我很喜欢多伦多，喜欢这里的听众，喜欢这里的华人同胞、朋友，尤其是这里还有很多非常熟悉的，很要好的音乐界的朋友，这里有许多位过去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出来得的老同学，也有我过去所在的中央乐团的老同事，还有我非常熟悉的上海音乐学院和其他艺术院校和团体出来的朋友、同学、同行、同事。因此，我对这里别有一种情感，也是这次愿意来多伦多的原因，我想把我的琴声带给听众。
★★集两因素于一身被投入监狱★★
刘诗昆曲折的人生经历是与文革分不开的。伴随着事业上的一展鸿图，刘诗昆因为出名成为高干的亲属，他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相恋并于1962年结婚。但文革中因政治原因，两人又不得不分离，希望通过离婚来保全自己与家人。不过，刘诗昆仍然没有避免被关入牛棚，投进监狱的命运，被迫离开了自己钟爱的钢琴，人生跌至谷底。狱中，刘诗昆利用前妻探监的机会，将一封千辛万苦准备的上诉信转给毛泽东，他又荣幸地得到最高指示三句话，从此人生再度转轨。
我是集两个特别的因素于一身，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是文革，文化大革命，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大革文化命。特别是文革作为江青在文化方面等所导演的闹剧狂剧，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把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化艺术都否定摧残毁灭。其中在音乐艺术领域里，文革就是几乎全面否定古今中外的文化艺术，特别是外国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仅留下几个所谓江青推出的样板戏，还有东方红、国际歌、毛主席语录歌等。
我是演奏钢琴的，钢琴是外国传入进来的，钢琴的作曲家大部分都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文革当中，批判是从大师级的开始，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等的作品都是批判的对象，因为他们当时生活的社会本身就是批判的对象。
我是17岁就在国际比赛中得奖，得到李斯特国际比赛大奖，第二次是在1958年19岁又得到第二个大奖，这个奖项是空前绝后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国际比赛。我成名太早，那时不像现在，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全世界的音乐钢琴比赛的大奖是十个指头能数清的。那时得一个世界钢琴比赛大奖是很受世界瞩目的。所以我很小就出名。出名后比赛时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4年我就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但我也靠当时李斯特、肖邦、贝多芬等这些批判对象出的名。弹这些作品出的名。文革中那些作品的作者、弹奏者、演奏者、表演者都是批判的对象，因此，我就成了当时文化大革命批判、打倒、否定这些文化艺术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这是其一。
**因为先出的名才成为高干的亲属
其二是我当时还有一个政治背景。当时就是我的前妻叶向真，后来我们离婚。她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剑英元帅在文革初期掌握着重要的军权，是当时江青那方面必须铲除的一个大的绊脚石。
我并不是因为成为一个高干的亲属而出的名，而是因为先出的名才成为高干的亲属。这点与现在的高官子女不同，我是先有刘诗昆，才成为女婿。
因为我所在的这个行当专业是大批判对象，亲属关系又是要打倒陷害的对象。集这二者于一人，在中国实在太难找。因此，我成为江青一派要加害的对象。从大的方面，我这个专业，他们需要抓一个典型，找一个批判对象，从具体的政治关系，人际关系，想引火烧身。这两个原因使我在文革中在中国音乐界乃至整个文化界我成为非常受到“重视”的一个对象。
后来，我被关入“牛棚”。在文革中，我的所有遭遇，江青都全部过问，并亲自导演。最后，我又到了中国最高的监狱–秦城监狱，应该是中国文艺界大概唯一关押到秦城并受到“最高待遇”的人。
秦城绝对不是关押音乐家的，再大的音乐家，即使贝多芬现在活着犯了案，也不够级别关入秦城。因为只有与政治有关的才可以关入。
当时的专案组有很多，我那个办公室并列的专案组有彭德怀、贺龙等，我很荣幸上升到和他们一个级别。
★★以前有些反感钢琴协奏曲《黄河》★★
根据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写成的钢琴协奏曲《黄河》问世于1969年，这部作品是当时中央乐团的殷承宗等以集体名义创作的。《黄河》在中国普通听众中的普及程度，迄今还没有任何一部其他的中国钢琴作品可与之相提并论。文革结束后《黄河》逐渐停演，直至80年代中期，才由海外舞台又逐渐回归到国内。刘诗昆是从监狱中听到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在起初，还抱有反感的情绪，但后来给自己开禁。
我在中国国内的演出有两种，一种是个人专场音乐会，还有很多演出是综合演出，由国家大企业参与，包括电视台直接转播的演出，这种节目弹什么都不由自己定，是由组织者决定。
再一个，有些场合，钢琴协奏曲《黄河》毕竟不是令内行人，而是令外行人听钢琴更容易懂、更容易知道的曲目。包括这次到加拿大表演也在内，1千多人的剧场，大部分都是爱好者，不可能都是音乐家、钢琴家。
钢琴协奏曲《黄河》大家比较熟，听众特别是中国听众有个习惯，越熟的他越想听，越想听越熟。就像可口可乐，一渴就想起可口可乐，消费就变成习惯性的。因为大家喜闻乐见。
**监狱里听来的黄河
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是在60年代末，那时我是关在监狱里，之前还没有这首曲子，只有冼星海的原曲，是为抗日战争写的《黄河大合唱》。在文革当中，中央乐团的殷承宗等作为一个集体创作，在当时一个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以及江青的直接旨意下写出的曲子，被作为一个所谓的样板。
我是在监狱里听到了这个曲子。怎么听呢，因为文革中，所有的城市里的机关单位，和农村里的村镇都挂有高音大喇叭，没有音箱，就是电线杆上挂一个大喇叭形的喇叭。
那时没有别的文艺节目，只有样板戏，而且不断地播。而且那时的样板戏不是作为文艺欣赏来播，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宣传来播，通过样板戏来宣扬江青是革命的棋手。让大众听样板戏是接受政治教育，而不是文艺熏陶。
在监狱时，有时顺风的时候，也不知道从哪里传来《黄河》的钢琴声，但也有传过来别的，不过跟我关系不大，唯有《黄河》钢琴曲我当时就特别注意。
刘诗昆在演出后为观众签名（多伦多，2006）（摄影：捷克佳）
**自幼天赋过人
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音乐耳朵，我是3岁学琴，父亲在我小的时候给我练耳，当然这不是自夸，我先天有音乐的天分。到现在我听音乐吧，一般人是听音乐听主旋律，我是可以听到任何音。比如一个交响乐乐队，很多器乐，在一个瞬间，一霎那间同时发出许多音。钢琴也是这样，比如十个手指的十个音，每个音我都可以一一分辨出来。就像看X光，不是看一个表体，而是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在结构。
随风传到耳朵里的《黄河》，不光是主曲调，因为主曲调早已通过《黄河》大合唱滚瓜烂熟，关键是里面那些我们称之为的肢体，结构，和声，因为钢琴不可能单一，每一个瞬间都有很多音，每一个非主旋律，非主曲调，次要的音都听到我的耳朵里，这样就听会了《黄河》。
**毛泽东给我三句话指示
1973年我被释放是由于毛泽东对我作了特别的指示。因为林彪事件后，叶剑英的地位变了，又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那时我在监狱通过特殊的办法给毛主席去信，毛指示将我“立刻释放”。后来毛泽东又说出释放我的理由，是三句话：一是你们要关心刘诗昆；二是要让他搞出些民族的钢琴的东西（指钢琴作品─作者注），因为1964年我给毛主席弹过琴，当时就鼓励我创作；三是要让他继续演出。
毛泽东对我发了三句重要的话，那时毛主席的一句话就要上街敲锣打鼓，三句可不得了。因为是一句顶一万句。还不是三句话，而是三段话，起码也顶三万句话不止。这三句话之后，就开大会小会传达，这样就把我安排到中央乐团。
那时，中央音乐学院已经下放到农村归军管，当时北京只有4个文艺团体存在，其中一个就是中央乐团。中央乐团演奏曲目只有钢琴协奏曲《黄河》，钢琴伴唱《红灯记》，交响音乐《沙家□》。
到中央乐团那天，我一进团，全团起码有200人上下，全都来了。在那个排练厅里，大家特别好奇的就是我还能不能弹钢琴，因为文革中我被关了5年零10个月，我没有见过钢琴。
在这之前，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劳改队的牛棚里关了一年，见过但没有摸过钢琴，出狱后又在医院住过几个月时间，合起来有7年多手没有碰过钢琴。
按一般弹琴的人来说，荒废的手就很难恢复，所以大家怀有很大的好奇心。有人说，刘诗昆，你给我弹弹琴看看。但弹什么呢，因为当时什么也不能弹，弹别的又要挨批又要倒霉，那时候弹点不能弹的东西可不像现在，那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当时只有两首钢琴曲能弹，一个是钢琴伴唱《红灯记》，主要是京戏，刘长瑜、钱浩梁都不在，没法弹，没人唱。
另一个就是《黄河》，《黄河》应该跟乐队，但没有乐队，离开乐队也能单独弹，因此我决定弹《黄河》，万无一失。然后我就把《黄河》从头到尾弹了一遍。弹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因为这么多年没有弹，还能流利地弹出来。当时没有谱，完全靠听的是记忆。
这时有人说，你这个曲子什么时候练的？因为一算日子不对呀，当时关进监狱的时候还没有写出来。我说，不瞒你说，在今天之前我一遍都没有弹过，这是第一次。我是听会的，顺风的时候听来的，我甚至连作品完整的名字都不清楚，只知道是根据《黄河大合唱》改编的钢琴曲，作者是殷承宗都不知道。当时也不知道叫协奏曲，其实，严格说来，这首曲不应该叫钢琴协奏曲，而应该叫钢琴组曲。
**以前对《黄河》是有些反感
其实以前我对《黄河》是有些反感的，在那以后就一直就没有弹，也不想弹。就像李德伦大师，文革中指了不知多少回，当时是不得不指。在文革以后，李德伦就拒绝再指挥《黄河》，一直到去世。因为那时可以由自己的意志决定，可《黄河》是李德伦的首指。他是表示对样板戏的一种不好感吧！
到现在为止，《黄河》协奏曲里也还有四人帮的痕迹。比如说，“保卫黄河”中最后加的一段“东方红”和一段“国际歌”。《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讲的中华民族的抗日，全民族，包括国民党，包括共产党，各党各派，一切不做汉奸的中国人的共同抗日的歌曲，但加入“东方红”就已经不对了，再加入“国际歌”就已经风牛马不相及，这些都是按江青、姚文元的指示加的。
《黄河》中还有一段“黄水瑶”，讲的是沦陷区同胞的苦难悲哀，后来姚文元讲，要乐观主义，不要悲观，还说，沦陷区当时大部分都原属国统区，是国民党的地盘，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没有沦陷，因此不能表现沦陷区和国统区，而应表现解放区。所以就在“黄水瑶”前面加上陕北秧歌，像陕北竹笛一般，这是姚文元的意思，到现在还保留着。
《黄河》的原曲非常好听，协奏曲基本没有离开原曲的曲调。当然协奏曲很多从写的技术上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最成功的还是原曲。只要把原曲从头至尾演奏下来，已经是非常感人。
**弹了一次，也就不怕弹第二次
后来一直到1996年，我才正式演出《黄河》。当时是在北京，万里长城举行一场北京上海两家电视媒体向世界转播的一个活动。这是自从秦始皇建造长城以来，首次在长城城墙城楼上举行的一个文艺表演会，要求我演奏的节目必须要有中华民族长城所象征的主题或紧密相关的。
那时武警把9尺大钢琴扛到八达岭一个很高的城楼上。后来我想，中华民族象征的只有黄河长城，长城没有钢琴曲，只有长城谣，但当天歌唱家周小燕已经唱了，我不能再弹了，我得自编自弹，那只剩下黄河这一个题材，不能弹别的，我就被迫地弹上一段。
打那之后，我就给自己开禁。
弹了一次，也就不怕弹第二次。
从那时起，既然已经弹了，大家也习惯了，也就弹开了。
★★差一点滞留美国未归★★
年纪稍大的人，如果对历史留心，应该不会忘记引起中美外交风波的“胡娜事件”。这位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1983年4月在赴美参赛期间寻求政治庇护，引发中美两国外交战。中国外交部向美方提出抗议，最终导致中方决定停止中美1983年双边体育交往。而鲜为人知的是，1985年刘诗昆访加拿大演出借道美国洛杉矶时，差一点被说服滞留在美国，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中美外交战。
在文革前，我们是不能到西方国家演出的，此前我也多次出国，但全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演出，主要是东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文革后才可以到西方国家交流。但当时的规定是必须两人同行，不能一人单独行动，也不能是私人出国，全部都是公派出国，持公务护照，费用也都是国家出资。
为什么至少要两人同行，是因为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要相互看着，怕滞留海外。当时叫叛逃，不过，现在已经不这样叫了。
**父母资助机票去看儿子
1985年来加拿大那次，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刚刚把两人同行禁令取消，允许一个人出国。我当时赴多伦多演出是国家公派出国，我想去洛杉矶看我的大儿子，那是我和前妻叶向真的孩子，他当时在洛杉矶留学。
后来我和中国上级主管部门文化部商量，希望绕道去洛杉矶呆10天，多出来的费用自己出。那时，我们在国内都是领工资的，出国一趟的补助是30美元零花钱，其他费用是对方接待单位负担。但我负担不起这绕圈子的费用，不过，我父母当时已经定居香港，整个机票都是他们帮助出的。
然后我就从多伦多自身一人飞往洛杉矶。在此之前，我有一个学生，很年青，是20多岁的台湾女孩子。她那时在美国留学或教学，当时台湾人已经可以去大陆了，我在大陆给她上过一些钢琴课，她对我的不幸遭遇很同情。
这个女孩子认识一个美国大法官，就是里根上台时面对宣誓的大法官。我到洛杉矶后，她对大法官说，刘诗昆现在是一个人在美国。因我在中国被关入监狱，手臂被打断，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美国人想，赶紧乘着机会投奔自由吧。
我过去在美国就有根基，还有一定的知名度。因为1958年时我和美国选手梵．克莱本（Van Cliburn）在莫斯科同台竞赛，克莱本获一等奖，我是二等奖。克莱本因此成为美国的民族英雄，在美国引起轰动。（指首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1st Tchaikovsky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作者注。）
**6个参议员联名支持
美国大法官很同情，说应该让刘诗昆申请政治避难。后来大法官联系几个共和党参议员，因当时是共和党执政，一个老参议员拼命动员我希望留在美国，并找到最大的移民律师，把政治避难书都写好，让我签字。他们许诺说，如果留下来，可以在洛杉矶交响乐团举行首场演出。
在那时，打网球的胡娜刚刚留在美国，胡娜只有一个美国参议员支持。我是6个参议员支持，如果一发表声明，将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因为他们说，如果刘诗昆出来，那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艺术家。
前后在洛杉矶共10天时间，当我决定上飞机时，移民律师为我惋惜，特别是那个女孩子都哭了，而且美国联邦移民局局长亲自下令给洛杉矶移民局局长，说拿到文件后直接交给我本人处理，联邦调查局也已经作了全部部署。
我最后还是决定回国。因为，我实在不想用这样的方式离开中国留在美国。如果留下来，我可能会在美国一炮再打响。但我不愿意与自己的祖国搞僵，我想最好是以中国为大本营，然后可以在国际上伸腿打拳。
我到现在也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