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完成了党和祖国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全部撤离朝鲜回国，为保卫中国的安全和支援朝鲜人民的和平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我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à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周恩来：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越迈越大。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

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

不断伸手，不断得到满足，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邓小平结束中阿畸形关系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如此这般，就不会再伸手了吧?但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

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结束中阿的畸形关系。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

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我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年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为3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

建国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举措，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1962年2月6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过：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

从1973年起，中国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倾向逐步得到纠正。

来源:深圳新闻网 时间： 2010-03-24 10:24

令人费解 当中国留学生周景旻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里发现一名年轻人脚蹬解放鞋的时候，才知道一款名为“Ospop”的运动鞋在欧美国家正卖得火爆，而它的原型，正是曾经在中国普及率极高的解放鞋。

与国际潮流同步前进，中国年轻人也开始“集体怀旧”，融入现代色彩和幽默元素的经典中国货，更受到他们的特别青睐。

在被誉为“北京年轻文化时尚中心”的南锣鼓巷里行走，不时能看到时髦男女脚踩回力鞋，身着海魂衫，或挎着军绿色的帆布包，或别着“一道杠”在巷内漫步。

与此同时，对经典中国货的现代改造也在进行中。

韩国留学生金象亿在中国已经十年，他对在小店“南锣10-1”里展示的印有穿着解放装的奥巴马的T恤很感兴趣。

身着海魂衫、带着黑框眼镜的店主鲜若海介绍说，来他店里的外国人一般买的都是特别“中国”的东西。

“而来店里买海魂衫和小时候戴的‘三道杠’，还是国内的年轻人比较多，”鲜若海说，“我觉得这种现象都不是中国货的‘再流行’，这其实是对经典中国货的‘再解读’。”

将海魂衫做成现代流行的款式，在搪瓷杯上印上热门网络语言，以及帆布包上印上浓郁“革命气息”的各类口号，这些改造或被赋予了另一层幽默的气息。

“这是新生代和旧时光的交流对话，也是中外交流的一个体现，”鲜若海说，“旧中国货只是我们记忆的载体，物件是老的，但创意却是新的，年轻人用旧物品承载新意义才是经典中国货再风靡的原因。”

不止是南锣鼓巷，这股怀旧、复古的思潮早已蔓延到中国全国各地。“飞跃”、“回力”等老牌中国货曾是许多70后、80后儿时必备的运动鞋，之后已渐渐被耐克、阿迪达斯等“洋”品牌替代，但如今借助怀旧潮，又重新成为中国年轻人的“新宠”。

有网友认为，中国现如今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状态，也处在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各种思想相互交融，中国的年轻人可以在其中自由的展示个性，同时他们也有条件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就如同日本30年前的感觉”。

还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什么是“复古”吗，他们还不知道，虽然穿着“解放鞋”，但是走的却是现代化的“脚步”，他们不会体验不到“没有车，没有房子，没有化妆品，没有移动电话”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

“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的‘三国’那段历史很有人气，日本光荣会社（KOEI）的三国游戏想必在中国也一定很有影响力，尤其是年轻人。诸子百家，春秋战国，这些历史外国人都知道，但是要‘复古’岂不是这些都是很好的‘怀旧题材’？”一位网友留言说。

也有一些网友对这种“集体复古热”提出了质疑。指出正在“激变”中的中国出现这种现象让人费解，是一种“对历史的不尊重”，同时让人觉得这是对“创造历史先驱的劳动成果的不尊重”。在日本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是“绝对无法想象的”。

传统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善良、平等、谦逊和包容的元素，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很多的浮躁和冷漠，和以前反差很大。年轻人纷纷开始他们的怀旧，甚至追忆童年时的生活，尽管那个时候物质缺乏，但是坦诚和团结的时光，令人难忘，这恐怕是他们“集体怀旧”的另外一个原因。

《HIGH过之后，优雅起来，世博开启国民素质成人礼》(初稿)

作者：陈鸣、（实习生）刘高阳

初稿正文：

世博固然是一场盛会，但它只是一个国家成长历程中的一个节点，我们记录这期间发生的尴尬，并不心怀恶意。

所谓的“文明”从来指的不是老百姓是不是随地吐痰、大小便，而应是生活在其间的公民如何自主地改造生活，如何生活得更加从容、克制、理性而有尊严。

探讨文明现象，不代表我们用柏杨式的文章对国人“横加”指责，我们更愿意由此展开对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治理方法论的探讨。

直面尴尬，心怀美好，改变随时随刻可以开始。

作者：陈鸣、（实习生）刘高阳

上海世博会，又一个属于中国的时间。在展现城市文明的同时，这个横跨浦江两岸的巨大园区本身就是一个存在184天的微型城市。游客将与现代场馆共同构成这次展示。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行走在这个临时城市里的游客却正在让这个系统濒临崩溃。

失控的“热情”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两个月前，阿娜斯塔西亚（AnastasiaYevets）对上海世博会充满了期待，而如今，她的心情却比上海连绵的梅雨更加糟糕。

这个来自白俄罗斯的姑娘和她的同事们正在目睹一场“灾难”的发生——他们的场馆越来越像一个动物园。中国游客们在场馆里大声喧哗，接打电话，拿起相机对着每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狂拍。“有时候，中国人一手猛拍着桌子，一边对你喊着嘿！嘿！嘿！他们想喊我合影，却让我觉得自己像只被围观的猩猩。”最令阿娜斯塔西亚难以置信的是，几天前，一位中国老太太甚至放任她的孙子在场馆的正中央拉了一坨大便。

处于震惊和崩溃边缘的并不仅仅是阿娜斯塔西亚。

在古巴馆，ShelaBorgesGlez见到了令她不解的一幕。一开始，她们在墙上划出一小块区域供游客留言，但是，只用了两天不到的时候，汉字就像蝗虫一般疯狂地覆盖了整个场馆的墙壁。中国游客的热情程度显然令这些加勒比海居民猝不及防，甚至连Shela的办公室都不能幸免，在玻璃门上，中国人写满了“XX到此一游”和“XX我爱你”之类的字样。在数次清理之后，Shela和她的同事放弃了努力，每次擦完不久，中国人又将攻占他们的玻璃。他们只好贴出“禁止往墙上涂画”的告示，以这样的形式为自己一开始的错误决定埋单。

世博园里发生的这一切，就上海的雨季一样，无休无止，令人心生厌倦。

埃及馆的Tahany刚刚从开罗飞到上海来接替她同事的工作，那位好心的前任馆长提醒她“一定要看好我们的石头！”场馆里摆的雕像都是公元1000多年前的文物，其中包括有“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巨像”和“爱神柱”之类的珍品。

这些从开罗运送过来展品大部分没有加装防护罩，“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人会去摸文物，因为那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很快，埃及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不得不放弃原先安排的工作，他们每两个人守着一处雕像，并拉上围栏，阻止每一只靠近的手掌。一个中方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埃及人迅速地学会的第一句汉语不是“你好”，而是“不要摸”，每天念咒般地重复上百遍。

在捷克馆，游客们一度像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德国国会大厦一样纷纷爬上圣约翰·波穆克的青铜像，直到铜像被护栏围了起来。在孟加拉馆盖章，一位黑人工作人员面色冷竣，机器人一般地只重复说一句话：“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他们刚到上海的时候，看到那些宏伟奇特的展馆，都是‘Wow’的惊叹，觉得中国人很了不起，而在见识了中国游客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讨厌中国人。”和那些面对人山人海的中国不知所措的朋友们不同，阿娜斯塔西亚算是半个“中国通”，她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梅芳”。然而在学习汉语三年以后，她突然发现不知该如何向自己的朋友解释这样一个复杂的中国。

在梅芳的朋友里，很少有人像她一样游历过中国贫穷的乡村和小城镇，更不用提理解眼前这些操着各类不同口音的人做出种种“失礼”举动的原因所在。“我经常告诉朋友们，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

但即使是梅芳，也很快失去了耐心，她的眼睛在无数次突如其来的闪光灯照射后开始干涩胀痛，有一天因为制止游客插队，一个中国男子用地图狠狠地拍打了梅芳的手臂，这次袭击让她委屈得哭了起来。在中国小孩在场馆中央大便之后，白俄罗斯馆终于用巨大的围栏把中央的圆形场地围了起来。

守不住的场馆

作弊与反作弊，破坏与反破坏，偷盗与反偷盗，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当“梅芳们”在场馆里焦头烂额的时候，蔡雯俊和她的同伴们也在人潮中努力站稳。她来自华东政法大学，是世博文化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很多时候她被调配到北门疏导人流，在这个出口，人群被分成两队，一队通往六楼参观，一队则直接出馆，两个队伍中间用隔离带隔开。很多时候隔离带和志愿者的引导被视若无睹，只有在发现走错了之后游人才返过来要求志愿者让他们原路进馆。“他们既想不受控制地乱走，又丝毫不愿承担走错的后果。”

连不明国情的外国工作人员也很快明白，“过度热情”已经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除了不讲礼貌和规则，更多千奇百怪的状况从第一天开始，从场馆的入口处，就层出不穷——一位法国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初的几天他们像目睹奇迹一样，看着那些从绿色通道坐轮椅进入的游客一进馆就纷纷站立起来行走。

破坏规则的好处显然十分诱人——当别人还在排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队时，绿色通道上的人员却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进馆，而且还能捎进一个“护理人员”。在一些场馆门外至今可以看到为数甚众、真假莫辨的残疾人排起长队。

“有一次，一个有着强壮肱二头肌的中年男子坐在轮椅上，很疼似的紧紧握住自己的手臂，却告诉我们他患的是小儿麻痹症。”一个在沙特馆门口协助维持秩序的志愿者说。一些明显已经接近10岁的孩子被父母安排坐进了婴儿车，以此换取不排队的特权。

在经历了最初阶段完全开放的姿态之后，很多场馆开始小心调整收缩他们的策略。所有试图由绿色通道进馆的老人、孩子和残疾人都被要求出示相关的证件，一些明显有作弊行为的游客被挡在通道之外。

但这只能挡住一部分人，精明的游客们依然能够掏出各类红绿缤纷的证件。有的家庭为了让一家老少都能通过，在场馆门口精心商量着如何分配手头的老年人身份证、残疾证和婴儿车。这看起来像是一盘跳棋游戏，任务就是一堆棋子搭上另一堆棋子的顺风车，从而跳到场馆的那一边去。

即使作弊失败，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通常被戳穿了之后游客们还一边大骂工作人员，一边离开，脸上不但没有惭愧，反倒对我们有不通融办事的鄙夷”，一位来自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的工作人员愤怒地说。

进入场馆内部之后，游园狂欢才刚刚开始。在捷克馆，一个名为“捷克明珠”的视觉装置吸引了游客围观，这个由5个巨大玻璃面组成立体屏幕璀璨明亮，令观众仿佛触手可及。开馆之初就不断地有游客用脚磕打玻璃，他们只是想知道屏幕到底是不是玻璃做的。于是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被派在此处专门制止人们的破坏行为。

在摩肩接踵的嘈杂环境里，偷盗与反偷盗，也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在泰国馆的最后一个参观环节是放映一部3D的电影，场馆内的设施会随着电影场景洒水和喷施香气，显然十分钟的尖叫体验令很多观众沉醉其中，于是，他们决定趁混乱把3D眼镜捎回家去。

泰国馆的解说在每场电影结束时都会向游客们恳求：“这个眼镜在家里看电视是不会有3D效果的，我们的眼镜已经越来越少，请您不要拿走。”但结果令人无奈，泰国馆馆长SaranpatAnumatrajkj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馆内的3D眼镜每天以5%－7%的速度丢失，“每放一场电影大约会损失10个，而我们每天大概会放50多场电影。”

在中国铁路馆，3D影院的200多个座位如今只能坐100多人，原因是3D眼镜被偷到只剩这么多了。

香港人似乎对3D眼镜遗失的可能性有更充分的预判，他们直接在眼镜上贴条形码，在场馆出门处设立安检门，任何试图带眼镜离开的人都会引起机器的尖锐叫声。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安检门因此每日鸣叫不已。

比眼镜更小的物品更适合被带走，在波黑馆，狭长走道上的液晶电视上的8GU盘被游人尽数拔光，最后馆方不得不把数据盒藏起来，通过USB线再连接到电视上。

也有人尝试更有挑战性的目标，6月27日下午，波黑馆的两名中国游客从严密封闭的玻璃壁橱里成功地偷出几件嵌有珠宝的首饰，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幸运的是另一位游客在离馆前及时地举报了他们。

盖章族的围攻

“他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中国人自己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一两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世博会的主题曲应该是一片笃笃笃的敲章声。”突尼斯馆的AnisBasti调侃道。世博护照，这个起源于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玩意儿从来没像在中国这么火爆过，这令他根本无法理解。

围绕世博会赚钱的黄牛们开始提供盖章服务，游客只要在门口等待，黄牛入馆盖章，最后收取一笔数十元的手续费。

场馆有冷热门之分，而在盖章这一事情上，每个国家的场馆终于实现了“平等”。在只有6个房间的乌拉圭馆，为应对盖章的人流，其中一半房间被改成了盖章专用房。在泰国馆，铜、木、橡胶等各类材质的印章则被悉数敲坏。

中国游客的狂热在盖章上终于全面爆发。在丹麦馆，游客为争夺印章而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这被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爱尔兰馆的印章被当场抢去，原因是工作人员拒绝为同一个人盖数十本护照，于是游客决定自己动手，最后爱尔兰工作人员不得不报警。

拒绝这些长时间排队的中国游客的盖章要求时常要冒一定风险。“死爱尔兰鬼”、“死丹麦鬼”、“死法国佬”……各种口音的咒骂足以令人崩溃。

Shela所在的古巴馆干脆将盖章台移到场馆外面，并用铁链将章子链了起来。更多场馆把印章收了起来，不再提供盖章服务。在白俄罗斯馆，工作人员同样挂出了纸牌，上面直截了当地写着“没有章”。“他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根本就不看我们的馆”，一位挪威馆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上海电视台的摄像机时忍不住痛哭。

泰国的Saranpat告诉记者，盖章的人群不时地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最后他们干脆把印章放在桌子上让人们自己动手，导致的结果却是更加混乱，中国人自己竟然也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两三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Saranpat很不理解，他们的场馆设计用很多技术手段设计了逼真的互动体验，依然有很多中国人进来只是盖个章，然后就匆匆寻找出口。

对这一点中国人看得更清楚，一位经常出入世博园的上海本地记者说：“其实世博会更像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游乐园，人们来这里玩耍，心态和旅游没有区别，那些代表现代科技走向的技术既没人懂，更没人看。”

而“盖章”则不一样，这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文化。有一次，白俄罗斯馆要送一个平板小推车进园区，最后盖了十多个章才获得批准。每一次填写表格，都是疲于奔命地在楼上楼下四处寻找那些手握印章的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系统，所有人在找人办事。在我们国家，一个章就足以通过所有审批。”梅芳无奈地说。

失去尊严的地方

一群筋疲力尽的排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致于德国馆不得不向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每一天发生的零星不快，并不足以阻止游人的到来，相反，在开园初期遇冷之后，每天游客数量都在节节攀升。每天游览人数已经从最初的每天20几万人上升到现在的45万人以上。

顾晓芳是江苏一家国企的员工，6月初她被单位组织前往上海参观世博。在人满为患的沙特阿拉伯馆，她看到很多散客因为长达5个小时的排队时间而瘫坐在地，这个过程中大人们没有机会上厕所，小孩子们开始随地大小便，有的人开始打牌玩游戏机，更多人无所事事。这样的场景让她想起了恐怖的春运。

闷热潮湿的上海加剧了人们的烦躁。上个月德国媒体报道，一群筋疲力尽的排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致于德国馆不得不向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顾晓芳认为网络上把园区里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都归结到游客身上并不公平，在她看来，超长的排队使人们失去了尊严。“园区可以修得很大，蛇形栅栏可以设置得很弯很长，人们的耐心和体力却是有限的。”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很多时候园区和游客需要共同改进，比如世博文化中心的6楼有几家餐厅，前来就餐的人可以由餐厅人员带领直接上楼，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途径可以订餐。蔡雯俊和她的同伴做过尝试，他们试了包括查号台在内的各种方法都没有找到订餐电话。“我们都联系不上的话，游客更不可能了，最后他们肯定就要开始抱怨。”

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刘永生是该校志愿者在中国馆的带队老师，她认为在排队两三个小时后人会极端疲惫，场馆方在设置上可以更加人性化。她举例子，在中国馆南广场排队的游客通常比较长，平时尽量安排到伞亭处，如果遇到天气炎热的情况，就把队伍再往里放，一直排进手扶电梯，“让游客觉得毕竟是进馆了，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安抚他们的情绪。”

然而陆续增加的旅游人数，无疑还将对园区公共服务构成持续挑战。公共汽车站大部分时间人头攒动，尤其是世博大道线上的乘客时常需要分流到过江线上，再从就近站点步行到达场馆。

就在顾晓芳参观世博园前后几天，世博局发布的旅行社团队入园预约情况信息显示，6月4、5两天的预约团队数共达到9152个,预约游客人数共达35.35万人次。截止5月底，世博局票务中心提供的数据，已售出的3771.2万张票中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团体票，而其中大量是单位采购的“福利票”。到上海看世博在很多地方更像是一项任务。一位在重庆工作的女士因为害怕拥挤的原因拒绝参加世博，而被所在工作单位罚款1500元。

中国成人礼

世博会不止是拍个照，盖个章，不理解世博真正的含义，无以理解现代化

在园区的许多角落，游客似乎正在让世博会走向尴尬。在靠近美国馆的吉野家，欧洲广场附近的肯德基餐厅，在公交车站，不时可以看到冲突的人群。人们因为碰撞、排队、踩脚而爆发了各类口角。

成年人们看起来兴奋而富有激情，同时像小孩一样易怒。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周边的江浙一带赶来上海，心情迫不及待，然而从每天早上排两小时队进园开始，这一天的游览就注定是一个极费体力和耐心的工程。

阵雨不时地袭击人群，在那些拥挤的队伍里，撑伞的人们互相把雨水滴到周围人的身上，然后开始了互相指责。6月27日早晨7点钟开始，南方周末记者体验了一次两个半小时排队入园的经历。游客的争吵从未停止。两位来自香港的游客在队伍中为人劝架，他们对园方表示不解：“明知道每天队伍都这么长，上海最近又每天下雨，为什么不多盖一些遮雨棚？明知道每天好几万人等着入场，为什么不把开馆时间提前？”

精心建设对比走马观花，在世博园这个微型城市里，人与城市的不匹配成了目前为止最大的尴尬。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世博会让很多人聚焦在一个空间里，很多问题就会放大凸现出来，这并不是世博会的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在大部分行色匆匆的游客的理解里，花160元人民币进园就是享受服务的。在应聘上海世博志愿者时，蔡雯俊曾经怀揣着不错的预期，“我们对游客提供了帮助，他们应该会是感谢的态度，结果他们经常喊我们服务员！”

在集中逛了几个热门场馆之后，顾晓芳和几位单位同事便放弃了继续参观，“说实话，都是看个热闹，什么高新科技真的看不懂。”他们围坐到高架步行桥下一边打牌一边抱怨这里一点都不比普通游乐园好玩。

“四十年前的日本大阪世博会参观者突破6000万人，日本一半的国民参加并见证了那场盛会，其成功的举办被公认为是日本国家现代化到来的标志。而上海世博会的价值正被低估，一个本来应该是全民科技的盛会正在成为一个的只是养眼的景点。”一家上海媒体评论说。

6月26日傍晚，梅芳坐在白俄罗斯馆的角落里，这份工作已经让她精疲力尽。她开始怀念在北京的生活，她回忆起北京奥运会时候的愉快经历，“所有事情流程顺畅，每个工作人员会讲英语，没有观众会袭击你……”

有时候她也在沮丧中表达了理解：“我知道你们有过三十年的封闭，人们的价值观被推翻并重建，就像苏联时候的我们一样。”这似乎正是她理解中国人行为的机缘所在，面对她那圈已经厌烦中国的朋友，她说：“如果只到了上海和北京，那你就没有真正到过中国，更多的地方不发达。这里有坏人也有好人，有时候他们只是因为还不富裕。”

这一天傍晚，在雨水和排队双重考验下，游客们已经筋疲力尽，人群东倒西歪地坐在路边的草地上。一场盛大的花车游行让他们重新兴奋起来。那是一场连绵细雨之后的移动演出，远处是吹奏着西洋乐曲的铜管乐团。近处的一辆花车上京剧演员们京韵婉转，围拢而来的游客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在雨后的阳光下，演员们水袖挥舞，华装闪亮，那样的场景宛若盛唐。

HIGH过之后优雅起来 世博开启国民素质成人礼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鸣 实习生 刘高阳 发自上海
2010-09-01 23:01:17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9636

当整个世界携手前来向中国展示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却与少数国人的不文明行为不期而遇：喧哗，插队，乱写乱画、不听引导……这种尴尬一时被国内外媒体聚焦乃至放大。

中国人已经能够以一个整体漂亮地组织一次盛会，但可能还须学习如何以不同的个体优雅地参与一次盛会。

世博不仅仅为了展示盛世图景，更应该是一次与世界文明和公共规则接轨的契机。

“文明礼仪”、“国民素质”，在上海世博会开幕100天之际，上述词语被世博官方主动提及探讨。“世博会不是嘉年华，不能high完就完了”，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近日对媒体发表观点称：“我们探讨文明礼仪的问题，其实是探讨发展方式的问题、与世界如何相处的问题。”“对于主办国来说，举办世博会的真正目的，在于启迪整整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帮助国人开阔眼界和思路，提高国民素质。”世博会执委会执行主任万季飞撰文说。

游客也是“展品”：学习优雅地参与盛会

中国人已经能够以一个整体漂亮的组织一次盛会，但可能还须学习如何以不同的个体优雅地参与一次盛会

从世博园开园之初，上海本地媒体对游客的不文明现象就屡有批评。《解放日报》报道“游客在世博园出口抢出租车，装病装残疾骗同情”；《新民晚报》也以“网民总结游客不文明行为”为题报道了世博园内部分游客有违文明礼仪的行为。世博开幕以来，针对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批评与建议多次见诸报端，并在网络上引发激烈争议和讨论。来自官方与民间的声音都在反复表达一个观点：国人在世博园内，应该也可以表现得更加得体与优雅一些。

开园的最初几天，个别参观者就展现出了狡黠的“智慧”。5月31日的《新民晚报》报道：关于“骗租轮椅相当于拿到VIP票”的话题在某论坛一推出，许多网民就跟帖列举自己的见闻来指责这种不文明行为。在成功进入场馆之后，在网络上被称为“盖章族”的行动才正式开始。参观者对盖章执著而痴迷，他们掏出数十甚至上百本世博护照要求盖章。世博护照这个起源于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玩意儿，从来没像在中国这么火爆过。在只有6个房间的乌拉圭馆，为应对盖章的人流，其中一半房间被改成了盖章专用房。在孟加拉馆盖章，馆员疲惫地重复一句话：“排队，排队，排队……”

谈及世博开幕初期的游客不文明现象，世博局中国总代表助理徐波说，“用俞正声书记的话说就是一片狼狈”。他认为，世博日程表过半之际，也正是探讨世博精神遗产之时，而“第一个遗产，就是文明的提高”。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正在认识一个更加真实和复杂的中国。

几个月前，阿娜斯塔西亚（Anastasia Yevets）对上海世博会充满了期待，而随后，她的心情却似乎被上海连绵的梅雨打了折扣。

这个来自白俄罗斯的漂亮姑娘和她的世博会同事们在突如其来的窘境面前越来越左支右绌——总有一些游客在场馆里大声喧哗，拿起相机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开闪光灯。

“他们刚到上海的时候，看到这个夜晚如水晶般的美丽城市，看到那些宏伟奇特的展馆，都是‘Wow’的惊叹，但在世博园里意想不到的遭遇之后，很多人的看法会复杂很多。”和那些面对人山人海的中国不知所措的朋友们不同，阿娜斯塔西亚算是半个“中国通”，她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梅芳”。然而在学习汉语三年以后，她突然发现不知该如何向自己的朋友解释这样一个复杂的中国。

她的朋友们无法理解这样的情景：源源不断地从各个城市和乡村到达的中国游客们从大巴上鱼贯而下，急急忙忙地奔赴每一个场馆，他们的眼神里带着羞涩和惊奇，他们掏出手机向家里的亲友大声宣称自己又到了另一个国家，像小孩一般兴奋，有时候又显得脾气火爆。

外国馆员们很少有人像梅芳一样游历过中国欠发达的乡村和小城镇，更不用提理解眼前这些操着各种不同口音的人做出种种“失礼”举动的原因。“我经常告诉朋友们，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

“他们看起来很像是一些需要做行为矫正的问题儿童。”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说。他认为中国游客在公共空间的行为方式出现了偏差，“必须承认这是教养缺失的结果”。

在世博园里最初的混乱之后，民众与媒体的反省正当其时。所有的人都逐渐意识到这样一点：当来自世界各国的最新文明成果于世博园内进行展示，国人在这大约3平方公里区域之内的言行表现也同时成为了展示的一部分。就像一位网友所说：“你在自家阳台上发疯也没人注意，但你在世博园里吐口痰，隔天就可能出现在不知道哪个国家的论坛上，引起一场论战。”

徐波是世博会中国政府总代表助理，同时是《世博礼仪》一书的作者，他同样认为，对这一类不文明行为，既不能以偏概全，更不应该回避，“世博园不是城市的飞地，生活中礼仪的欠缺都会反映到园区里来”。

白俄罗斯馆员梅芳则将世博与奥运会相比，她回忆起北京奥运会时候的愉快经历，“所有事情流程顺畅，每个工作人员会讲英语，没有观众会打扰你……”这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在北京奥运会时，整个国家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文明、有趣和诗意之处都被穷尽和尽力表达；而在世博会，当整个世界携手前来向中国展示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却与国人的种种不可预料的行为不期而遇。中国人已经能够以一个整体漂亮地组织一次盛会，但可能还须学习如何以不同的个体优雅地参与一次盛会。

国民素质训练：从排队做起

在汉诺威世博会，游客们甚至把排队玩成了游戏。他们先是排成了Ω形，后来又排成＠形

顾晓芳是江苏一家国企的员工，6月初她被单位组织前往上海参观世博，她认为把园区里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都归结到游客身上并不公平。在她的体验里，超长的排队很容易使人们失去耐心。

在人满为患的沙特阿拉伯馆，她看到一些散客因为长达5个小时的排队时间而瘫坐在地，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打牌玩游戏机，更多人开始抱怨。这样的场景让她想起了春运。

人们看起来兴奋而富有激情，同时像小孩一样易怒。他们中的很多人心情迫不及待，然而从每天早上排两小时队进园开始，这一天的游览就注定是一个极费体力和耐心的浩大工程。

一位世博局官员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介绍，人流量巨大是园区最大的挑战，“每天几十万的参观者，问题总是会有的，这需要园方、馆方和参观者三方共同沟通和提高。比如排队，安装硬隔离设施，这是秩序管理的基础，但有的展馆一开始不愿意安装，因为谁都没有切身体验过数万人排队进馆的压力。”

刘永生是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志愿者带队老师。她也认为场馆方在设置上可以考虑得更全面。她举例子，在中国馆南广场的游客队伍通常比较长，平时尽量安排到伞亭处，如果遇到天气炎热的情况，就把队伍再往里放，一直排进手扶电梯，“让游客觉得毕竟是进馆了，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安抚他们的情绪。”

在历史上，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闭幕前最后一天人数达到了最高峰的71.4万人，在李普曼的回忆录里，那时候的美国被描述成一个“罪恶、腐败和欺骗横行”的时代，但是，排队都不曾成为问题。

吴钧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的世博纪录片导演，为了准备世博会的工作，他翻阅过大量的世博文献和纪录片，令他感到震撼的是在一些世博会上，排队成了一种艺术。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的时候，荷兰馆是最热门场馆，四千多德国人排成了一个Ω形，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草地。后来发现也排不下了，人们就排成了一个＠形。“从秩序上来说，＠是一个最不堪一击的队形，但他们却做到了。”

“在日本，参观的民众迈着小碎步，引导员旗子一挥，他们紧随其后，五六十万人一声不吭，全场只有木屐敲击地面的声音，这就是40年前的大阪世博会。”

但是起初的时候，日本人实际上也并不习惯于排队。

1970年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极为相似。大阪世博会期间，当地大街小巷上贴满了政府劝告公民“不要随地大小便”的标语。日本馆的宣传总监川西太士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介绍：日本人真正形成自觉排队习惯是在大阪世博会之后的时代。

日本馆馆长江原规由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从解决衣食问题，到解决“住行”需求的阶段。“衣食是自己可以解决的事情，而住行则要与外界接触，尤其是‘行’，现在人们要开车了，要扩大活动的半径，和社会的接触面就更广了，行为模式与个人就会有不同。”

对于在日本馆里发生的一切，他更愿意看到进步的一面，他说：“今天我们馆里的工作人员在打扫地面时，一位排队的中国游客主动把空瓶子递给他，后来很多人都主动地帮忙递空瓶子。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梅芳对自己所见到的一切也表达了某种程度的理解：“我经常对朋友们说，如果只到了上海和北京，那你就没有真正到过中国，更多的地方不发达。这里有许多可爱的人，但也有个别人不讨人喜欢，有时候他们缺乏应有的教育，可能一切只是因为还不富裕。”

文明的契机：中国“成人礼”

“一群中国人头上顶着毛巾，甚至连排队都不是很熟练，但是他们在那里看了世博会，和世界接上了头”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世博会让很多人聚集在一个空间里，很多问题就会放大凸显出来，这并不是世博会的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

在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看来，人们的举止失礼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1965年，当时26岁的吴建民从团中央回到了外交部，翻译室的政工干部找刚来的青年们训话，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大老粗！”，“那是一段以大老粗为荣的时代。”

吴建民直言不讳，在世博会筹备期间，他最担心的就是公民的素质问题。

一个生动的例子发生在2003年秋天。当时上海举行世博论坛，请各国人士前来为上海世博献计献策，嘉宾们住在老锦江饭店，需要步行到马路对面的花园饭店参加会议。时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诺盖斯和名誉主席菲利普森过马路十分紧张，紧紧地拉住吴建民，“这些人都是见多识广的人，他们都在感慨，过中国的马路要有非凡的勇气。”

而到了这次，当吴建民作为评委走在世博园里的时候，看到汽车开始礼让行人了，“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面对存在的种种问题，一位世博官员也表达了他的乐观看法：“世博会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多元文化交流的方式必定是多元的。比如有的游客进世博园，他并不看展馆，而是到每个国家馆的餐厅去吃饭，比如喝德国啤酒，吃泰国菜。这些场馆希望通过饮食来展现国家的文化。那么吃东西这个时候，吃东西也是一种不错的文化交流方式。”

在参观世博会1974年举办地斯波坎时，那里的老人告诉吴钧，以前的居民随时把垃圾扔进河里，正是从世博会开始，政府设计了怪兽形态的垃圾桶，鼓励人们丢垃圾到怪兽的嘴里，他们响应了政府的号召。“这个带给我的震撼很大，它告诉我们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觉醒过程，他们可以改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2010年开始做好这些事呢？”

当过多年外交官的徐波把上海世博看作是一次公共外交，同时也是一个“世界公民速成班”：“我们需要思考世博会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否则6个月轰轰烈烈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次世博会未来在历史上的意义，将由它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来决定。”

在集中逛了几个热门场馆之后，顾晓芳和几位单位同事便放弃了继续参观，他们围坐到高架步行桥下，一边打牌一边抱怨这里一点都不比普通游乐园好玩。

世博园区内，那些播放4D电影的场馆大部分成了热门场馆，直观而逼真的感受令许多参观者更加享受。而位于浦西，最能展示“城市使生活更美好”世博理念的最佳城市实践区却遭到了冷遇。

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提醒国人，世博不只是一个游览项目，“世博应该是大家围绕一个理念展开想象”。

“世博会不是嘉年华，不能high完就完了。世博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呢？我们要参与到世界进步的进程里面去，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使世界更好一些。所以我们探讨文明礼仪的问题，其实是探讨发展方式的问题、与世界如何相处的问题。”吴建民总结道。

吴钧认为讨论排队、扔垃圾，只是对文明最初步的讨论。“世博会从来就是一个各国展示国家治理，以及政权和公民如何互动的一个活动。当我们在最佳城市实践区看到马德里的廉租屋，看到一个政府如何考虑弱势群体，看到很多环保绿色节能低碳，这些技术首先用在一个普通的办公楼，用在廉租屋，这不是一个秀不是宣传，这才是文明的力量。”

在国家富裕起来之后，文明素质将成为比物质财富更可贵的民族资源，国民的文明行为也极有可能点滴地改造这个古老的国家。上海世博会正是提升国人公共空间伦理的重要契机。可能多年以后，当人们回首2010年的上海，除了一次盛会的回忆，还会发现这更是一次伟大交流的开始。“30年50年后，等我们再描述上海世博会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会说，一群中国人头上顶着毛巾，甚至连排队都不是很熟练，但是他们在那里看了世博会，和世界接上了头，这就够了。”吴钧说。

这不仅仅是一场展示盛世图景的盛会，更重要的是一次与世界文明和公共规则接轨的契机。只有从这个层面来考察世博会，它才能与1851年伦敦、1853年纽约和1889年巴黎世博会一样被视为历史成就，其深刻与伟大亦因此并无二致。

http://www.infzm.com/content/49636

负面新闻缠身 罕有选举造势

不过，一向毋须向选民拉票的麦考莲，昨天在烧烤会开始前致词时，却强调今次市长选举对日后令密市继续成长的重要性，并呼吁在场人士投票，略有为选举造势的味道，这是以前所未见。密西沙加华商会荣誉会长胡子修亦补充，指麦目前“在困难时刻，故一定会在身边给予支持”。看来今次利益冲突事件对麦或多或少有所影响。

明年2月就步入90岁的麦考莲表示，自己的身体健康绝无问题，上周到意大利旅行时，更玩了空中飞索(zip line)，成为当地最高龄的玩家。她计划于本周三正式登记竞选市长，这贯彻了她过往做法，即在差不多截止报名时，才报名竞选。

不过，她坦言，今次将是最后一次出选市长一职，到了下一届，她便退出火线。毕竟，到时她已届92的高龄了。当问及到时继任人须必备的条件时，麦即表现得十分戒备，表示那是选民的选择。

对于她因涉嫌协助其儿子所代表的公司洽购一幅位于Square One旁地皮以作发展，被指控参加市议会会议而没有申报利益冲突，又参加其儿子所代表的公司的会议，最近出席有关聆讯调查，麦考莲承认，传媒的确有很多负面报道。不过，她对自己的选情仍具信心。

麦考莲说：“自己当了市长33年，选民都认识我。我的诚信、我的表现，选民都心里有数。”

她指密市不单为全国国民所认识，它稳健的财政、极低的罪案率亦闻名美国。为此，两周前美国CNN电视台更远道北上跟她做访问。

她又特别提出，今次的市选是密市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选举，密市未来是继续成长，抑或停滞不前，便取决于今次选举。她更表示，已为密市订下连串体育、艺术及经济的发展策略。万一今次选民所托非人，便将密市的前途毁于一旦。

过往，麦考莲参选市长，是完全没有竞选拉票及筹款活动的，她的名言是竞选是从当选市长，一坐进市长办公室就开始的。将市长的工作做好就是竞选。

过去逾10年，密市市长麦考莲均在自家后园举行烧烤会，邀请密市华人团体参加。昨日便有至少80名分别来自密市华商会、密市华人协会及密市专商业协会出席。

麦考莲担任市长逾30年，表现获公众认同；对于她宣布下届将不再参选，会否担心新市长未能顺利接手。密市商会会长朱洪恩称，麦考莲的表现实在出色，但她始终年届高龄，纵使不舍得，亦应让她好好休息。他认为，加拿大并非人治社会，只要制度健全，即使由新人接任市长，相信问题不大。

你可能不知道有一家名叫[x+1]的公司，但这家公司知道你的很多事情。卡丽· 伊萨克只是曾经点击过该公司的网站，[x+1]便对她的基本信息了如指掌：住在科罗拉多的斯普林斯市，是个年轻的母亲，每年收入约5万美元，习惯在沃尔玛超市购物，经常去租片店租一些小孩看的碟。

《华尔街日报》近日做的调查显示，全美最大的50家网站在每个访问者的电脑上平均安装了 64种追踪技术。

对互联网技术素有研究的魏章(化名)告诉记者，新型的网络追踪技术正在让个人隐私无所遁形，而出卖客户信息则成为互联网新的生财之道。

数据中间商到底多可怕

[x+1]公司利用时下互联网上非常流行的追踪技术来收集用户的网站浏览记录，形成一个记录人们上网行为的庞大数据库。

它不记录人们的姓名，但会将收集到的个人标识与其住房拥有情况、家庭收入、婚姻状况和常去的餐厅等众多信息进行交叉比对和汇集，然后通过统计分析，推测上网者的个人喜好。

当这些信息被卖给信用卡公司时，该公司会根据[x+1]公司的计算结果来决定向其网站的访问者显示、推荐哪一款信用卡产品。当然，信用卡公司只是[x+1]公司的客户之一。

纽约的Lotame公司则通过一种名为“灯塔”(beacons)的复杂追踪软件来实现对用户的监控。“灯塔”有时也会被称作“网络爬虫”，是一种很小的在网页上运行的软件。它们可以记录用户在网页上的操作，比如他们打了什么字，鼠标移动到了什么地方等。

Lotame公司通过捕捉人们在网站上输入的文字，比如对电影的评论，或者他们参与为人父母和怀孕话题的讨论等来分析用户的特征，并打包归类。

贝蒂就不幸中招。她被归入电影爱好者的包裹，其信息以十分之一美分的价格出售给别人。代表贝蒂的是一组代码，把贝蒂标识为一个住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市的26岁女性。代码并不显示贝蒂的真实姓名，但是可以迅速地显示贝蒂最喜欢的电影和电视剧，喜欢浏览娱乐新闻，喜欢玩问答游戏。

除了姓名一览无遗

这些公司依赖的追踪技术可以分为三类：最基本的是cookies(一种用来追踪使用者上网习惯的小档案，由网站服务器储存在客户端的计算机上)，更强大的Flash cookies(本地共享对象)，以及引入了一定软件成分的“灯塔”。

追踪公司使用 cookies通常是为了构筑一份特定电脑访问网页的浏览记录；Flash cookies除此之外，可以重装用户删除的常规 cookies，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用户试图避开线上追踪时打开后门；而最新的技术“灯塔”能够通过记录更为细微的网上行为，如所打文字等，得到更多的用户信息。

像[x+1]公司这样的数据中间商所掌握的分析技术正在改变互联网的面貌。人们在网络上除了姓名不公开，其它隐私一概暴露无遗。

追踪文件的开发者Targus公司就透露，微软旗下的网站MSN.com上植入了追踪文件，通过追踪上网者，微软可以得到用户的年龄、邮政编码、性别，还有大概的个人收入、婚姻状况、有无子女、住宅情况等信息。而在用户登录e-Bay几秒钟之后，其行为细节的资料就可能已经登上了西雅图初创公司 BlueKai的拍卖台。每天，BlueKai都要售出像这样大约5000万份关于个人浏览习惯的资料，价格最便宜是每份0.1美分，拍卖随时都可以发生。

陷阱密布 国内网站也“过火”

互联网公司利用cookies来追踪并收集用户的使用习惯在几年前就开始了，虽然也受到质疑，但因为没有激起什么大的事件，并未受到普遍关注。

令人郁闷的是这种可怕的网络追踪技术正在泛滥，让人防不胜防。调查发现，全美最大的50家网站在每个访问者的电脑上平均安装了64种追踪技术，而且通常都不给任何提示。更为可怕的是，一些工具甚至可以在用户试图删除它们时悄悄地自我复制，而且这些用户的资料处于持续更新状态。

在中国，互联网公司也大都使用了cookies技术，进行诸如保存浏览记录、在网页上保存密码、针对不同用户进行广告投放等等行为。不过，还没有出现类似[x+1]公司这样的专业数据分析商以此牟利。

魏章介绍，有些方面，中国的网站“做得更过火一些”。比如很多社交网站，一旦你在上面输入了你的MSN或者QQ的账号和密码，网站就会自动登录你的 MSN或者QQ，抓取好友列表，发邮件通知他们，你在这个社交网站已经注册。“他们希望以此拓展用户，迅速发展起来。”魏章介绍，最让人担忧的是，一些小一点的网站，所记录的上网者的密码，没有任何加密的措施。

法律真空 没有明文禁止

一些用户则很担心隐私泄露的安全问题。

对此，这些追踪公司表示，所获资料是匿名的，因为互联网用户的身份是以一个分配给其电脑的号码来进行标识的，而不是具体的姓名，所以不涉及个人隐私。

而按照美国法律，当用户访问一家网站，电脑被植入最简单的cookies是合法的。不过，对于那些更复杂的追踪技术，目前还没有判例。

“通过互联网追踪技术获取消费者数据应该是一种比较新的趋势，数据中间商出售经过分析整理后的用户信息，目前还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这一行为是违法的，也不能将其简单认定为侵犯了用户的隐私权。”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石国亮教授认为：“网络追踪技术这种手段本身并没有问题，关键是要看数据中间商把数据出售给了谁。如果客户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那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强信息利用的监控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经营报/8月29日，俄罗斯总理普京亲自转动了通往中国境内的输油管道阀门，这条总长度为999公里、设计输送能力为1500万吨的跨国输油管线预期开始向中国输送原油。

然而这仅仅是中国海外采购原油战略之一，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独家获悉，未来5年之内，除了保障中俄原油管道实现达产达标外，早在2006年已经建成的中哈石油管道将进一步“扩容”，另外，于2010年6月开工的中缅石油管道正在酝酿二线项目编制。

根据中俄、中哈、中缅三大输油管道的输送能力计算，未来5年，我国将向海外采购原油总量仅石油管道输送一项就将达到8000万吨左右，而2009年我国原油进口总量（包括管道进口和船运等）为2亿吨左右。

有专家认为，目前原油海外进口依存度达到60%的中国，在大规模扩容原油管道的举措下，进口原油的数量会海量增长，这在长期内或将影响国际原油市场价格，另外，大量增加原油管道的进口也可提升现有原油采购方式和输转方式的安全系数。

中俄管道历经波折

北京时间8月29日上午，随着普京在俄罗斯的阿穆尔州斯科沃罗季诺市缓缓开启进油阀门，中俄原油管道俄罗斯境内段正式投产进油。普京表示，俄产原油将于今年内通过该管道运抵中国。

普京表示当天完成的这一动作，他于6年前就产生了想法。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这一对中俄两国举足轻重的能源项目已经悄然运作了14年，中国最早提出这一议题是在1996年。

但直到2003年，才有实质突破。当年，时任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宣布的重大项目，原计划从俄东西伯利亚的安加尔斯克一直修建至中国大庆的输油管道（即“安大线”），但随后，日本也提出要从俄罗斯方面进口原油的想法，即“安纳线”想法，这致使俄方一直在“安大线”方案与“安纳线”方案之间摇摆，“安大线”计划被搁浅。

一直到2009年，中俄两国以“贷款换石油”的方式，俄罗斯许诺以未来石油交付作为交换条件，从中方获得一笔250亿美元的贷款。此笔交易使中国有资格在从2011年起的20年期间，每天进口30万桶俄罗斯原油。

至此，“安大线”变身成为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中国支线，即中俄石油管道，起自俄远东斯科沃罗季诺原油分输站，经中国黑龙江和内蒙古的13个市县区，止于大庆站。

“中俄原油管道启用在即，将对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提供非常强大的油源支撑。”中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信息与市场部副主任祝昉向记者表示，俄罗斯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原油输出国，未来通过东部管道系统向太平洋港口输送能力一旦突破3000万吨乃至5000万吨，其规模将占据中国眼下原油进口量的20%，因此意义重大。

中国石油副总经理廖永远公开表示，中国石油目前已经展开对中俄原油管道未来增加输油量的项目论证，如获俄方支持，这条管道年输油量有望达到3000 万吨。但廖永远没有表示这一增加输油量的项目，是通过正在建设的中俄原油管道来完成，还是准备建设复线工程。

8000万吨原油入境

就在中俄原油管道中国段快马加鞭展开建设的同时，在祖国西北边陲，中石油也在积极酝酿中哈原油管道的扩建事宜。

“未来肯定会有二线项目乃至三线项目上马，中亚国家和俄罗斯拥有非常充沛的油气资源，这些资源如果要输送到中国境内，管道显然是最经济也是最便捷的方式。”中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克拉玛依市市长陈新发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中哈原油管道目前属于一线状态，即拥有一条原油输送管线，早在2005年6月开工。该管道一线总体规划年输油能力为2000万吨，西起哈萨克斯坦阿塔苏，途经阿克纠宾，经过中哈边界的阿拉山口口岸进入中国，最后到达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全长2798公里。

记者获悉，未来要上马的二线和三线的运送能力也是2000万吨。

“由于中哈原油管道目前并没有达到设计时的输送能力，即年输送原油2000万吨的目标，因此中哈两国首先在致力于完成这一既定计划。”接近中哈原油管道项目部的一位中石油人士透露说，2010年上半年，中哈原油管道输送原油量接近500万吨，与2009年同比增幅高达5成多。而截至6月底，中哈原油管道累计输送量已达到2536.4万吨，相当于国内一个大型油田一年的原油产量。

但就全国每年高达2亿吨的原油进口量而言，中国未来仍然需要更多的原油输送管道来化解输转瓶颈。上述中石油人士介绍说，正是考虑到了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未来仍将继续攀升的趋势，因此中石油内部已经完成了中哈原油管道二线乃至三线项目的初期设计和项目论证，至于项目何时动工、能否投工，最终要看国家的战略意图。

有消息称中哈原油管道二线项目建议书已经由中石油呈报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但发改委和能源局人士对此消息不予置评。

除了中哈管道有扩容的动作外，中缅管道也“不甘落后”。据消息人士透露，从马德岛出发，经缅甸从云南瑞丽进入中国，管道全长771公里，设计年运输量为1200万吨的中缅原油管道，目前也在酝酿二线项目规划编制。

记者简单统计发现，如果中哈、中俄、中缅三大输油管道的一线工程全面达产，届时中国通过管道输送原油能力将达到4700万吨。而5年之内中哈二线等一些新的复线工程一旦成型，通过管道入境的原油数量有望达到8000万吨左右（2009年我国进口原油超过2亿吨）。

扩容管道意在何为？

长期以来，我国绝大部分的进口原油都是从海上运输。而海上运油通道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如作为重要原油运输命脉的马六甲海峡存在巨大安全问题。

以中缅原油管道为例，该项目作为我国筹划多年的重大项目，其所发挥的不仅仅是西南原油输送通道问题，而是为中国原油海上运输绕开马六甲海峡提供了可能。据介绍，该管道修通后，我国进口的部分原油将在到达马六甲之前卸船，经过管道输送到国内。目前，我国进口油品的80%左右要经过马六甲（该海峡曾被列入危险海道之列，海盗猖獗），一旦发生特殊情况，国内原油供应便会受到严重影响。

“如果单纯依靠海上运输，一旦出现问题，中国原油的供应就会出现重大安全隐患。”祝昉表示，由于管道运输具有高度的隐蔽性、稳定性、连续性，同时具有不受一般天气变化干扰等多重保障因素，因此可以预期，越来越多的原油借助石油管道进入中国境内，一方面可以为国家提供稳定油源，另一方面将更为有效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使得传统原油输送方式得以逐步革新。

原油管道得以加速建设，也为中国施行更为庞大的原油战略储备体系在创造更为成熟的条件。“目前，我国原油战略储备库存仅仅能维持全国需求不足一周，显然，这一水平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一位专家直言。

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曾公开表示，将于年底前全面建成的中俄原油管道工程将持续供应20年。未来经过扩建，这条管线的输油能力还可以增加。随后业界传言大庆有望跻身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第三线项目名录。

发改委能源专家周大地、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等多位能源界人士纷纷认为，伴随中国未来原油进口量逐年增加，乃至陆续突破3亿吨、 4亿吨的大关之后，原油输转方式如何谋求革新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命题。因此，大力发展管网运输、乃至启动中哈原油管道二线、三线项目建设，都将是能源当局必须认真考量的安全保障措施。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大规模扩容原油管道项目的消息，短期内或不会对国际原油价格带来影响，但从长期看，借助原油管道，中国未来进口原油的能力和数量或将快速增加，会对国际原油价格形成一定的拉动和支撑作用。

明报/联邦移民部长康尼近日在多伦多宣称香港结婚移民拒签率高过50%的说法，引起香港驻多伦多经济办事处质询。但在他澄清加拿大派驻香港的移民申请办事处拒绝结婚移民申请个案，大部分申请人来自中国南部省份后，加拿大福建社团联合总会也表示不满。

俞强：甄别真假 官员责无旁贷

该总会发言人俞强昨天告诉本报，纳税人出钱养活移民部的签证官员，是希望他们能够甄别真假。这些官员应该认真做好每一单个案。

他认为，造假的事情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希望签证部门可以把造假的找出来，而不要连累人家真的夫妇。

加拿大福清同乡会会长李贵先表示，假的个案任何一种申请都会有一些。“应该说，不是说我们福建或者广东的申请(有问题)，而是他们大使馆、移民部的工作当中，应该存在很大问题”。

多伦多加华移民留学中心副总裁吴冰告诉本报，香港移民申请办事处除了受理港澳2地的申请，还负责南中国其他4省的业务。这4个省是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

她说，在过去的一些年份，福建等地结婚申请较多、拒签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鱼目混珠，一些真的个案也被拒绝。

她认为，在这中间，误判的可能是存在的。主要是时间短，而且有些申请人见官胆怯，使得签证官难免犯错。

错误拒签个案多可上诉得直

不过，她表示，绝大部分错误拒签的个案，最终还是可以上诉得直的。因为真的夫妇，总是经得起考验，能够提供一些真的证据。

此外，吴冰表示，联邦政府打击移民申请中的欺诈行为也已经有大半年了，现在应可显示出一定效果来了。预料未来情况将有好转。

康尼到巴黎，将和法国负责移民事务的部长会面，讨论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包括非法移民、边境安全、贩卖人口、走私，以及难民安置等。

昌第加是印度的一个城市，康尼此行前往，是要考察他去年1月去过那里以来，该城市在移民领域中打假的活动。

康尼称，2009年初他率团前往时，见到大批造假的移民文件，假文件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包括结婚证书、死亡证书、大学录取、银行声明、签证存根、国会议员支持信件，造假的资料还包括结婚照和报刊文章。自从加国移民部访问过后，有报道称，当地已经收紧法律，并拘捕了数名无良移民顾问。

中国申请人曾投诉被骗10万加元

明报/移民部长康尼(Jason Kenney)将于本月11日抵达香港、13日转往北京访问。康尼在出发前接受本报电话访问时指出，北京及香港办事处今年上半年已处理合共2.45万宗移民申请，数量为全球之冠，他此行目的是与中国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寻求合作，建立非法移民顾问资讯互享机制，严厉对付非法移民顾问，包括起诉及罚款。他又称，此行访问并非针对香港办事处处理中国南方省分配偶移民申请造假的问题。

康尼强调，此次出访亚洲国家，寻求打击非法移民顾问的国家还包括印度及菲律宾。

康尼在访问中特别举出例子，说明移明申请人被非法顾问行骗的个案。他指移民部曾接获中国移民申请者投诉，总共付出10万加元申请费，但非法移民顾问在收钱后却未履行承诺，为申请人办妥移民，而是不知去向。

康尼表示，这些非法移民顾问公然在所在当地刊登广告，以各种诱人字眼诱骗申请人上当，但由于不在加拿大境内，这些在中国的非法移民顾问，不归加拿大法令所管，即使移民部将法令订得严格，也无法打击他们。

康尼表示，这次去香港及北京，最重要任务是寻求中国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对打击当地非法移民顾问的支持，让他们知道，如果未能采取行动，受害、损失金钱的是当地的人民，并希望建立非法移民顾问资讯互享的机制，让移民部可将任何掌握到，怀疑骗钱的移民顾问的有关广告及个人资料，转交给中国或是香港特区政府，令非法移民顾问无法再公然骗财。

半年处理逾2万申请 京港盖全球

康尼说，他计划到中国访问已久，中国的北京或香港办事处，一直以来是移民部在海外最忙碌，处理案件最多的两个办事处，以今年到6月底的统计，香港办事处已处理1.8万宗申请，北京办事处6500宗，总共达到2.45万宗。

康尼特别澄清，这次去中国访问，并非针对香港办事处理中国南方省分配偶移民申请造假问题，这是两回事，移民部几天前已在安省开始举办公众会议，针对如何修改法令防止配偶移民造假展开意见征询，10月中也会在温哥华举办公众会议，未来移民部也将在网上征求受害人经验。

康尼说，香港签证办事处配偶申请被拒情况，今年上半年有明显改善，去年全年该办事处配偶申请有48%被拒，今年上半年已降至33%。

港办事处配偶申请被拒情况改善

移民部昨日稍早发布新闻稿指出，康尼在北京停留时间，将参加缅省与加拿大社区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Canadian Community Colleges)一项与中国合作计划的宣布，另外，康尼也将宣布加拿大对留学生的新措施。

康尼今日即将启程去欧洲及亚洲访问，访问的地点包括巴黎、印度新德里及Chandigarh，香港、北京及马尼拉。

与康尼同行还包括北温国会议员萨克斯顿(Andrew Saxton)、素里国会议员格雷沃(Nina Grewal), 以及两名安省国会议员布朗(Lois Brown)及德克特(Bob Dechert)。

至于列治文国会议员黄陈小萍为何未同行，康尼说，黄陈小萍不久前才到香港及中国访问回来，因此未再邀她同行。

康尼月中抵北京 将询赵巍案进展

移民部长康尼指出，他于本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访问期间，同时会向中国方面，探询中国留学生赵巍命案疑凶李昂在当地接受审判的司法进展，进行了解。

康尼最初是在访问本报时，得知赵巍案件仍然沉冤未雪，因此邀请有关部长共同开会，推动此案在中国的司法程序，所以他仍很关切案件的后续进展。他昨日说，此案现在已是两国司法部共同处理的案件，并非移民部管辖，不过，他仍然会关注。

华南不良移民顾问团伙 专办假结婚移加

星岛日报/联邦公民和移民部长康尼昨天透过电话接受记者访问时重申，从未向传媒讲过加拿大驻港总领事馆拒绝的假结婚个案，申请人都是香港居民。相反这些申请人主要来自中国南部地区。由于过往数年移民部在香港派驻受过专业训练的移民官和工作人员，对鉴别造假文件相当有经验，结果香港领事馆查出的假结婚案有明显上升。

康尼定于今天启程访问法国、印度、菲律宾及中国北京及香港。康尼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与各国各地政府合作，联手打击当地的不良移民顾问，以降低虚假移民申请个案。康尼指移民部官员发现，在中国南部存在有专门办理通过假结婚移民加国的不良移民顾问团伙(network)，教唆并培训申请人提供虚假申请材料。

康尼此次外访行程包括于9月10日至14日访问香港和北京两地。他指联邦移民部近期向国会提交严打不良移民顾问的法案，中国是加拿大的主要移民来源国，他希望通过访问增加中国政府对假移民顾问问题的关注，双方联手打击这一欺诈现象。

康尼昨天透过电话接受记者访问时重申，他从未向传媒讲过香港领事馆所拒绝的假结婚个案，申请人都是香港居民。相反这些申请人主要来自中国南部地区。今次访问则是有鉴于过往数年在这一地区假结婚案件有愈演愈烈之势。他指过往数年移民部在香港派驻了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移民官和工作人员，有一些之前曾经在警界服务，对鉴别造假文件相当有经验。由于收紧对配偶移民案件的文件审查和面试程序，结果香港领事馆查出的假结婚案有明显上升。

康尼访京港寻联打良策

他指香港领馆在2009年对申请配偶移民个案的批准率只有52%，被拒案件大多因为提供造假文件，移民官甚至发现有些声称配偶关系的申请人彼此不相识。另外，移民官发现申请人被叫去面试之前，显然有人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教唆，以应付移民官的提问。移民部官员发现在中国南部存在有专门办理假结婚移民的不良移民顾问团伙。在采取相应行动之后，目前香港收到的假结婚案件申请数量已有所减少，相应地，今年1至6月香港领馆批出的配偶移民案成功率大幅提高，达到67%。

康尼表示他希望通过此次前往中国访问，令当地政府关注假移民顾问猖獗的问题。毕竟受害的人仍是他们自己的国民。他指许多不良移民顾问都在当地媒体上刊登广告，半公开地存在及营业。希望当地政府能够通过严格立法和执法，将假移民顾问绳之以法。他亦希望加国移民部可以同当地政府合作及分享信息，加国移民部可将发现的当地不良移民顾问资料，转交给当地警方进行检控及执法。

有加国移民顾问质疑移民部驻港签证官在拒绝申请人时是否过于草率行事，甚至仅通过电话通话未经面试就拒签，康尼表示这种情况应该极少发生。移民官员近期己大幅增加了面试的机率，与申请人亲自会面，询问配偶相识过程。只有在证据明显时才会拒签。

他不否认有个别拒签案例后来上诉得直，或是有个别合法夫妇被拒签。但他指这只是在成千上万虚假案件中的个别事件。并且这更说明打击虚假案件的重要性。须知正是这些虚假案件泛滥，令移民官真假难辨，工作难度大大增加。驻港领馆在2005年的配偶移民批准率一度达到过88%，正是虚假案件的泛滥令合法的配偶移民申请者无辜受到连累。

警方预计，如果这些诈骗疑犯的控罪都能成立，他们将会面临罚款50万元至监禁10年不等的刑罚。

面临罚款50万囚10年

据皇家骑警称，38岁男子辛拿伙同其他12人一起，首先伪造了大批文件、报告和资料，向金融机构谎称要购买各种设备并租用商业用地以开展业务。从2001年起至2008年，有多家金融机构被骗，先后向这伙骗子提供了多达400万元的贷款。

这一集团骗取巨款之后，并未按照他们提交的文件所称去购买设备和租用场地，反而用在其它地方。而被骗的金融机构也渐渐觉察到一些不妥的地方，几次三番追讨贷款不成功之后，又发现贷款申请文件中所称的设备和商业用地都不见踪影，于是向联邦工业部投诉。

联邦工业部在2007年至2008年期间，多次接到类似的投诉，发现此事已经超出普通的商业纠纷，于是将案件资料移交给皇家骑警。骑警大多伦多地区分部的商业罪案调查组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调查。

在调查中，警方对疑犯在银行内开设的50个帐户作调查，追查贷款的去向，最终确认这些人违犯了加拿大小生意金融法以及刑法。并据此对辛拿等13人控以欺诈等64项罪名。

马特尔-施坦格(Sandra Martell-Stang)日前说：“皇家骑警巡逻车包围我们的夏季居所，为了种花的事来了10或12名骑警、9辆警车。”

事发2008年7月4日，事主去年入禀法庭，控告斯通尼平原(Stony Plain)皇家骑警、2名骑警、阿尔伯达比奇村(Alberta Beach)、阿尔伯达比奇家庭野营车公园及营地 (Alberta Beach Family RV Park and Campground)、几名阿尔伯达比奇村雇员及政客。

2007年以来，马特尔-施坦格夫妇就是那营地的永久夏季住户。2008年6月，斯坦格夫妇在营地栽种3丛花朵，阻止人们从营区角边抄近路，也让他们的营地更加美观。两夫妻相信，过去也有其他人这么做。

但营地经理打电话给他们，说3丛花的其中2丛要移走。6月18日夫妇收到信件，再度要求在7月2日前除去那些花。

6月28日晚上，营地经理与一名治安官来到营地，给他们一封信，要求他们搬走。夫妇拒绝因为文件未向法庭提出。夫妇说，那2丛花在6月30日除去。

但治安官7月4日再到营地，还有2名骑警将夫妇从营地带走。其他骑警及警车陆续抵达，夫妇被带上手铐，押进不同的警车，载到斯通尼平原骑警分局。

警方给他们非法侵入告票，将两人释放，告票后来也撤销。斯通尼平原骑警分局主管8月20日写信给斯坦格夫妇，说他们那天晚上说话粗鲁及态度横蛮。信上也指出，他们纠集10到12名野营者到场，皇家骑警认为这是为了阻止警方押人，以及有人“可能闹事”。

明报/联邦政府已着手扩建监狱，迎接预期增加的囚犯，最近拨款1.05亿元，在4个监狱兴建新监房。

渥京政府此次宣布新增600个囚犯位，只是3年内新增2,700个囚犯位扩展计划的第一步，由于保守党的严打罪行法案，预计囚犯数量将增长25%。

目前，有近1.4万名囚犯在全国57个联邦监狱坐牢，刑期两年或以上。

加拿大惩教署发言人哈特(Melissa Hart)说，他们预计仅是其中的《精确量刑法》(Truth In Sentencing Act)，就将在未来3年增加3,400名囚犯。该法律于2月生效，结束宣判前关押1天算作2天的做法。

国会预算官佩奇(Kevin Page)于6月份发表报告说，《精确量刑法》将在5年内增加4,000名囚犯。

预计联邦政府将在未来数月，公布扩建监狱的进一步计划，但不会公开透露哪些监狱将进行改造。

惩教署还计划，更多采用双格上、下关押囚犯，应付不断增加的囚犯。公安部长涂斯维(Vic Toews)已表示，这么做符合法律和宪法，“不是大问题”。

哈特说，当局“改造的监狱，将是那些预计囚犯人数增加最多的地方”。

国防部长马逵(Peter MacKay)两周前宣布，首先会扩建斯普林希尔监狱(Springhill Institution)，到2012年新增192个囚犯位。目前该中度设防监狱关押400囚犯。

本周，库务委员会主席戴国卫(Stockwell Day)宣布，卑诗省米逊监狱(Mission Institution)内将新建造价1,500万元的囚室。

在阿尔伯达省，保守党国会议员索伦森(Kevin Sorenson)则宣布，该省德林姆赫勒监狱(Drumheller Institution)计划新增100位，鲍登监狱(Bowden Institution)新增100个位，总造价5,000万元。